我国近代历史教科书提到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意在说明清末时期革命势力的崛起和民众思想的觉醒。但鲜为人知的是，这背后还牵扯着一桩司法大案，那就是闻名中外的上海苏报案。该案混合了我国封建时期的县衙审判与西方现代的抗辩式审判，成为中西司法对比的典型案例。因发生在清朝司法主权严重丧失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案件更促使清朝统治者以西方法律为师，成了加速清末司法转型的里程碑事件。

租界内的《苏报》馆

《苏报》创刊于1896年，创办以来一直名头不响，所刊内容也无特色，甚至被时人认为是日本外务省设于上海的机关报。1900年，陈范接手此报。

陈范，湖南衡山人，曾任江西铅山知县，虽为旧时秀才，思想却颇为开明。他引入进步思想，鼓呼变法革新，但《苏报》仍是惨淡。发行量很少，收入也困难，陈范只得拉家人担任主笔、编辑，以减少支出，维持运转。

转机很快就来了。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事件”：学生为反对校方专制统治而集体退学，这也是我国学运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这次事件迅速蔓延至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学界风潮”。风潮过后，很快又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法拒俄运动。

正是在这段时期，陈范结识了爱国青年章士钊，聘其为《苏报》主笔。1903年6月1日，《苏报》宣称“大改良”，章炳麟等发表《康有为》一文，驳斥保皇，倡导革命。6月9日，章炳麟介绍邹容《革命军》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排满思想。6月10日，章炳麟《序革命军》发表。6月29日，苏报摘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部分内容，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刊出。

其实，当局早就对《苏报》有所关注，这次该报言辞激烈、毁谤政府，他们便着手拘捕事宜。然而，当局想要拿人并非易事，不仅要经过各国驻沪领事同意，还必须要过工部局这关。当时，在上海租界，各国建立了以工部局为核心的立法体制、以工部局董事会为核心的行政体制，其中又以英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清廷的统治力量只能止步于租界。《苏报》馆正是坐落在租界内。工部局初不允许，经过艰难交涉，方才松口，但有一条件：逮捕之后，仍要在租界会审公廨，由中外官员共同审理案件，不得移出。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是中外兼有的混合法庭，设有正会审官、副会审官、陪审官等职，有清朝官员，也有外方官员，不过陪审官由外国人担任，实际上把控着裁判权。清方无奈之下只得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