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斯瓦希里文明；非洲主动性；中国瓷器；伊斯兰文化

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ortimer Wheeler）曾言：“东非沿海地区最令人惊叹的考古现象是不计其数的中国瓷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0世纪起，非洲东海岸所埋藏的历史，就是用中国瓷片写成的。

在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从索马里（Somalia）到莫桑比克（Mozambique），以及桑给巴尔（Zanzibar）、科摩罗（Comoros）、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等离岸岛屿发掘出大量从宋代到明清的中国古瓷，包括碗、盘、壶、瓶等类型的青瓷、白瓷和青花瓷。因地理位置和季风影响，东非成为中国瓷器在非洲的消费终端，故东非也被称为“瓷器海岸”。由于非洲早期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因此考古学往往成为还原非洲历史的路径，而陶瓷与其他器物相比，有着不易腐蚀、便于保存和断代明确的特點，因此陶瓷考古对于东非历史研究有特殊的意义。

国外学者对在东非中国古瓷的研究始于1948年。当时马修（Gervase Mathew）支持了柯克曼（James Kirkman）对格迪（Gedi）等遗址的考古，并创立了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及期刊《阿扎尼亚》（Azania）。此后陆续有西方学者对东非中古时期遗址进行挖掘，最具代表性的是齐蒂克（Neville Chittick）在马菲亚岛（Mafia Island）、基尔瓦—基斯瓦尼（Kilwa Kisiwani）和曼达（Manda）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分类研究，考察中国陶瓷如何融入当地风俗和宗教仪式、如何装饰重要建筑物以及东非陶瓷贸易的历史等问题，他强调了以阿拉伯（Arabia）和波斯（Persia）为主、加之印度（India）和葡萄牙（Portugal）等外部因素对东非文明发展起到的主导作用。柯克曼认为尽管非洲东海岸存在多民族杂居的现象，但斯瓦希里文化是阿拉伯化的波斯人所创造的。加莱克（Peter Garlake）起初认为沿海文化的创新性总是来自国外，但随后又指出斯瓦希里建筑中有许多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传统建筑的地方特色。萨顿（J. E. G. Sutton）认为斯瓦希里建筑始终保持着与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建筑风格同中有异的特征——斯瓦希里清真寺的祈祷大厅是矩形的，而其他地区和国家所建造的清真寺是庭院式的。但他们都忽视了斯瓦希里身份地理空间表现出的“非领土性”特征，尽管对于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判断不一，但在对斯瓦希里文明在宗教、礼仪、建筑等方面模仿外来文化的“非创造性”特征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建筑风格揭示了民族身份，而忽视了本土观念发挥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受到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史学的影响，7东非的考古学范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对早期殖民议程下的考古进行反思，批判性地看待外部文献，相关的研究发表在期刊《肯尼亚的过去与现在》（Kenya Past and Present）上。以查米（Maximilian Felix Chami）、库辛巴（Chapurukha M. Kusimba）和加莱克等持非洲本土起源说的学者结合斯瓦希里文明中的非洲本土因素——制陶、冶铁传统，并将之与印度洋商圈的互动进行研究，探讨了中国陶瓷对斯瓦希里人的社会意义。霍顿通过对上加（Shanga）的考古，认为在8—9世纪东非海岸没有外国定居点，而非洲本土易腐建筑与作为中古时期斯瓦希里文明标志的石质建筑之间却存在“亲属关系”，是城镇的发展进化。查米认为非洲城镇的雏形实际上始于米吉肯达（Mijikenda）的神圣森林村庄（斯瓦希里语Kaya）。1弗里曼—格伦维尔（G. S. P. Freeman-Grenville）和威尔丁（Richard Wilding）分别指出18世纪的宫殿内部布局与普通泥屋、14世纪后肯尼亚海岸北部和腹地陶瓷器具样式的相似性，表明当地石质建筑的设计脱胎于非洲当地建筑的样式，进口物质文化和本土物质文化之间存在纽带。纳斯（Derek Nurse）和米德尔顿（John Middleton）分别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斯瓦希里语中阿拉伯语借词的成分和斯瓦希里人身份的可变性，并评估外来文化的影响。

国内对东非中国瓷器的研究较为丰富，既有陶瓷贸易与对外交往的概述性研究，即介绍中国古瓷在东非的流通和分布情况、阐述陶瓷作为古代中非经济文化交往的见证，也有就华瓷外销年代、种类、器型方面的具体性研究。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东非沿海文化背景下中国古瓷的使用方式。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成果多是从考古文博角度对东非的中国古瓷进行瓷片归类、静态地分析文化层的特征，或以中国古代外销瓷器为线索考察中非交通史，往往缺失非洲本位的视角，容易忽视中国古瓷在东非文化功能的演变、器物与遗存之间的时空关系、斯瓦希里社会文化的运作机制以及跨文化联系。因此，笔者尝试从历史学、后过程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宗教学以及建筑、艺术等跨学科的视角，结合社会学理论（型构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对中国古瓷之于斯瓦希里文明的意义进行探讨，结合笔者在坦桑尼亚（Tanzania）和肯尼亚基利菲（Kilifi）遗址的田野调查和对东非、中东居民的口述采访，就斯瓦希里海岸出现中国古瓷的文化采借现象所显现出的跨文化特征来剖析斯瓦希里人对中国陶瓷这一异国物品的使用和进行社会关系再生产背后的文化观念逻辑。本文将基于16世纪以前印度洋贸易对于东非文明的塑造和东非本土社会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来探讨中古时期斯瓦希里文明所展现出的全球性与地方性、东非沿海地区对异国陶瓷使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及其原因，由中国古瓷与斯瓦希里文明起源、嬗变的关联入手来探讨跨学科视角下非洲历史的书写。

一、中国古瓷在东非沿海的跨文化特征

东非本土的制陶业历史悠久，传统的东非陶器是被称为早期塔纳传统（Early Tana Tradition）的三角嵌花器（Triangular-Incised Ware）和无釉陶瓷考勒陶器（Kwale Ware），塔纳传统出现于7世纪，在主要的斯瓦希里城镇都能追溯到这一制陶传统，这种陶器的数量占出土器物的九成以上。在8—10世纪时，东非进口的伊斯兰陶器主要是萨珊—伊斯兰陶罐（Sassanian-Islamic jars）和黄绿色相间的伊斯兰釉面器皿——剔划釉陶（Sgraffiato）。中非陶瓷贸易则肇始于9世纪，大规模进口中国瓷器是从14世纪中期开始的，而到15世纪后期，青花瓷（Blue-and-White）取代原先的青白瓷和龙泉窑青瓷（Celadon），与伊斯兰釉陶一道成为进口陶瓷中最受青睐的器物。此时也恰逢斯瓦希里城邦（Swahili States）发展的黄金时代。当然，商贸往来并非单向的，在南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的港口遗址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10世纪以降的东非陶器。

11—15世纪处于斯瓦希里文明的黄金时期，在公共空间、宗教空间和个人空间中使用进口陶瓷逐渐发展成一种物质文化与宗教文化结合的复合文化。中国瓷器常常被嵌在柱墓（Pillar Tomb）、清真寺、宫殿和石质房屋的石灰泥墙壁或天花板上。这一做法与中东的装饰方式如出一辙。当时东非不具备烧制花砖的技术，于是镶嵌进口陶瓷也就成了装饰建筑墙面的一种替代选择。这一点与斯瓦希里人就地取材地在房屋和坟墓修建中使用珊瑚石（Porites Coral）有相似的逻辑联系。

珊瑚石房屋中的内室位于住宅的最内部，内室的墙壁从地板到屋顶都挖筑了壁龛。石膏壁龛是专门用于摆放宗教物品和亚洲瓷器的。房屋外的清真寺位于城市的中心，可以看到其礼拜龛（Mihrab）上多镶嵌陶瓷作为装饰。此外，清真寺蓄水池的底部也以碎瓷片作铺垫，瓷器的青色、蓝白色底色有助于保证水质的清洁，体现了中国陶瓷在东非的实用性。

与清真寺比邻的柱墓是斯瓦希里海岸的特色建筑之一。关于柱墓的起源，一说认为由2—4世纪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Oromo people）生殖崇拜的纪念碑演化而来，或受到了马达加斯加立石（Standing Stones）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东非坟墓的柱状结构可以在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750—1258）的墓葬风格中找到相似性。柱墓顶部的眉腰处、壁龛的拱眉处往往镶嵌了进口陶瓷。中國瓷器能够很好地融入东非的墓葬中，是因为它能够使富有的穆斯林在不违反伊斯兰教义墓葬从俭的前提下，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至于用进口陶瓷镶嵌于墓穴的做法，一种观点认为，柱墓用青花瓷装饰的习俗是15世纪由中国船员从东南亚传入东非的，因为在印度和马来西亚（Malaysia）东部沙捞越（Negeri Sarawak）的木质柱墓上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形。另一观点认为，这种装饰习俗来自西亚，设拉子（Shiraz）的波斯人常用盘和碗来装点清真寺和墓穴的墙壁，这一风俗在13世纪由摩加迪沙（Mogadishu）传入。1这两种观点分别对应了中国瓷器及陶瓷文化由陆路和海路传入东非的历史事实。斯瓦希里海岸镶嵌陶瓷装饰的做法还具有更广泛的跨文化特征，较早可以追溯到环地中海地区，来自法蒂玛王朝（Fatimid Dynasty，909—1171）时期的埃及（Egypt）、马略卡岛（Mallorca）和安达卢斯（Al-Andalus）的瓷碗被嵌在比萨（Pisa）和亚平宁半岛（Apennine Peninsula）其他地方的教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