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祷辞》；白马；配偶神；战国祷祀制度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所收《祷辞》共二十三简，“简长约44.5厘米，宽约0.6厘米，三道编。竹简保存完好，仅第二支简末端略有缺残。竹简下端有编号。全篇共分为八节，每节之末都有章节符号”。目前学界对于《祷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释及相关名物、祷祀制度上，其中程浩《清华简<祷辞>与战国祷祀制度》一文最早按照“所告之神”“所献之物”“祷祀仪程”分类归纳了各节祷辞的内容，总结了该篇文献的性质——这是一篇用于祭祷的范本，“而非实际使用过的文书记录”，同时指出该篇文献对于祝祷文学、古代名物、楚国宗教文化、早期基层制度、早期祷祀制度等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不过，目前学界对于《祷辞》相关礼俗、制度的研究尚不充分。根据程浩的介绍，《祷辞》“体例与清华简《祝辞》相似，分八节抄录了八种类型的告神求福之辞”，2但这些告神求福之辞所告的神灵及相关的祝祷活动，仍有未明确之处。《祷辞》共八节，是某邑的封君分别向“某邑之社”“某邑之社”“后稷氏”“东方之士正”“大丘有祏、君夫、君妇”“东方之白马”“君夫、君妇、某邑之社”“君夫、君妇、某邑之闬”的祝祷辞。其中，“社”在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天星观楚简中均见，就是土地神，“后稷氏”是五谷神，“大丘”类似于包山简中的“高丘”“下丘”，属于山神，“闬”则是五祀神中的门神，这些神灵属于地祇系统。但“东方之白马”究竟是哪一种神灵，又被赋予怎样的权能，整理者未出注。本文试就此作若干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白马成神的信仰基础

1.白马是神、人所求的神异之物

《祷辞》第六节内容如下：

皋！东方之白马：曾孙某敢用鲜鬯、玄纁三束，以此两女，与其美车马，以畜于宗社，使此邑之三千夫、二千户，使此邑之间于厉疾，毋有罪蛊。土沃则我毋与，土旱则我有贤雨。使此女之乘此美马，以周此邑之野。自其中，则驱其百虫；自其外，则驱其鹿豕，自其隅，则驱其蚼蝼，螟蟊螽蛆蛹蛞蝓。百种皆集，使此收入。

这节祝祷辞核心目的就是求物种繁盛、人口增多。起初，曾孙某用新酿的秬鬯、三束玄纁向“东方之白马”献祭。“鬯”“玄纁”之币也出现在其他告社之礼中。祭祀神灵献牲币，但祭牲形体重大，故祭献之先，往往以币导夫先路，这些属于祭神活动中比较普遍的导引仪式。特殊的活动在于后面的“畜人畜马”和“使人乘马”仪式，曾孙某将两个女人和她们所乘坐的美丽车马，畜养在宗社中，以求祷其封邑有三千夫、二千户人口，都免于疾病和罪祸。如果逢涝年土地淹水，则他的城邑免于此难；逢旱年土地干旱，则他的城邑有足够的雨水。曾孙某还让那二女乘美马以围绕着这城邑的郊野，这样做就可以驱除城邑中的百虫；驱除城邑外的鹿和猪，驱除城邑角落里危害庄稼的蚼螻、螟、蟊、螽、蛆、蛹、蝓，以祈祷百谷之种都汇集在这座封邑。

向“白马”告祭之事不见于传世礼书，亦不见于出土楚简记录的各类神祗中。子居根据后文驱除灾害的内容，认为白马类似于“田神”，进而推测祭“白马”可能即祃祭。4但祃祭属于军礼，与《祷辞》内容无关，所以也不准确。对“东方之白马”的考察，既要理解彼时人们如何认识“白马”，也要明确人们对“白马神”抱有怎样的期待。

对马中之白马，古人一向给予特别的重视。早在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就多见“白马”。裘锡圭发现：

殷人在占卜“取马”“以马”“来马”等事时，一般不指明马的毛色，唯有“白马”却在这类卜辞里屡次出现……在为马的“灾祸”、死亡等事占卜时，一般也不指明马的毛色，在这类卜辞里出现的指明毛色的马名，确凿无疑的也只有白马……殷人还屡次为将要出生的马崽是不是白色的而占卜。

其实，对白马的重视源于其稀有性，由于白色动物少见，古人以为是异事，故特为珍重，于是留下了“殷人尚白”的印象，是以《礼记·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礼记·明堂位》云：“殷之大白……殷人白馬黑首……殷白牡。”不仅商人重视白马，西周早期青铜器作册方鼎铭文记载“公赏作册大白马”，也是将“白马”作为珍贵之物赏赐予人。《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在有关古帝王的世系传说中，人们为禹之父鲧赋予“白马”之名。《海经》成书较早，“《庄子》《尸子》《楚辞》《大戴礼记》《逸周书》等战国文献中频频引用《海经》内容，说明至迟到战国中期，《海经》应当已经成书且流行”，但“白马为鲧”的说法并不流行，《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篇》的世系是“黄帝—昌意—颛顼—鲧”，可见“白马为鲧”是一种来源更为古老的传说，已被东周诸说湮没。《海经》本是述图之书，或许商周时期古图中的鲧有着“白马”的形象。至战国时代，诸子论辩也多以白马作譬，如公孙龙有“白马非马”之辩，《孟子·告子上》有：“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韩非子》载：“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可见“白马”在先秦是神异的存在。

殷商人对白马的珍重使其成为重要的祭祀之物，这种观念也延续到后世。在后世文献中，“白马”往往作为尊贵之物，被用于特殊的场合。当“白马”与帝王身份相系时，它是彰显等级的尊贵之物。《五帝德》中宰我问帝尧事，孔子称其“黄黼黻衣，丹车白马”，这是帝王的独特装饰。古人追溯上古帝王夏禹、商汤祭祀山川或是求雨时，会用“白马”致祭神灵，如《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乃东巡，登衡岳，血白马以祭，不幸所求”，《初学记》卷第九“帝王部”引《尸子》曰“汤之救旱也，素车白马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当此时弦歌鼓舞者禁之”，这是帝王的祭祀用具。“白马”也是人所欲求的珍奇之物。《左传》记载，宋景公弟弟公子地有四匹白马，被景公宠臣向魋惦记，宋景公强取白马“朱其尾鬣以与之”，导致公子地大怒，与景公不和，负气出走，至死未能归国。《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时各方国献贡品，黑齿国特献“白鹿白马”，《山海经·海外东经》有“黑齿国”，《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所生，姜姓”，袁珂注引《周书·王会篇》即此黑齿国。《山海经》反映了战国知识阶层的地理观，而黑齿国是位于东方的部落，可见战国时期，人们认为“白马”是东方的珍贵特产，这也可能是祭告“东方之白马”的根源。

人之所好，神必好之。东周秦汉以来，人们或杀白马以盟誓于天，或杀白马以安抚鬼神。前者如《战国策·赵策》《魏策》载苏秦、张仪游说国君，有“刑白马以盟”的表述，《新书》载大夫文种“割白马而为牺，指九天而为证”以取信吴王，汉高祖“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以警示他人。后者如《史记正义》引《吴俗传》，“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越乃开渠”，杀白马安抚伍子胥死后的鬼魂。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汉武帝“沈白马玉璧于河”，王尊“投沈白马，祀水神河伯”，皆以白马安抚河神以免灾。虽然上述文献形成年代较晚，但“杀白马祭河神”的仪俗，却是长久的积淀。在上古先民的集体潜意识中，“白马”一直是重要的信物，用以沟通神人。

2.白马是鬼、神意志的传递者

殷人为白马颜色占卜，说明“白马”与事件的吉凶有某种对应。这种观念延续下来，强化了两周以降“白马”的神异特性。“白马”的出现，往往是替“神鬼”传话，来预告人事的结局。《墨子·明鬼下》载周宣王冤杀杜伯，“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4乘“白马素车”的杜伯仿佛是索命之神，审判并终结了周宣王的生命。自此，“白马”就成为了沟通生者与亡灵的使者。一旦“白马”出现，就预示着两个世界要发生交集，神鬼通过“白马”向人发出预告，而人从生者的世界走向死者的世界。

此种观念在秦汉之时更加明确。秦二世子婴投降刘邦时，“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集解引应劭注“素车白马，丧人之服也”，是告祭已故祖宗神灵的服饰。“系颈以组”“奉天子玺符”分别将生命与政权传递给对方，“素车白马”则将祭祀之“神权”交付给对方。《汉书》载：

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与周子鼂同应。是岁，石陨于东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