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诏令；受制；受诏；宣敕；政务运行

秦王初并天下，自号皇帝，改“命”“令”为“制”“诏”。帝制时代的诏令制度由此形成。传世文献中关于秦代诏令的记载不多，且所载制诏文书大都经过了史家的改写，已非原始面貌，更增加了研究难度。随着出土简牍的刊布，学界对秦代诏令体系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但受限于资料，对秦代皇帝诏令生成及运作的认识，仍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出土简牍所见“受制”一语出发进行探讨，试图揭示秦代中央政务运行机制的某些特点，同时，讨论中也将涉及西汉时期。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拟将中古时期关于王言运作的一些制度用语纳入视野，以期深化对汉唐间王朝政务运行机制变革与延续的认识。

一、简牍所见“受制”与诏令生成过程

关于秦改“命”“令”为“制”“诏”，里耶秦简8-461更名木方中有如下记载：

王谴曰制谴。（BV）

以王令曰［以］皇帝诏。（BVI）

承［命］曰承制。（BVII）

……

受（授）命曰制。（BXIII）

□（出）命曰制。（BXIV）

其中，“王譴曰制谴”表明“制”有时可直接指代皇帝。“承命/制”指大臣承君主之命并代表君主发号施令。而BXIII本为“受制”，《里耶秦简牍校释》编者认为“受”应读作“授”。孙闻博先生进一步推测BXIII、BXIV均是从命令发出者角度表述。不过，若BXIV确为“出命曰制”，则其主体并非命令发出者，而是领受、出宣君主命令的大臣。如《秦四年瓦书》载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云云。“受命/制”实际上也是指大臣领受君主命令，不必改读作“授”。“受命/制”应同“承命/制”“出命/制”一样，其后径接君主之言，相关诏令文书乃是在记录君主之言的基础上制作而成。对此，岳麓秦简中的若干令文提供了佐证。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

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南至苍梧，凌涉洞庭之（56/1001-1+1020）水└，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臣状、臣绾请：其（57/1001-2）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臣敢请。制曰：可。 ·廿七（58/1104）

关于秦始皇巡游中禁伐树木一事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对于其间所涉诏令生成过程的探讨则尚有不足。相关令文实际上经过了“受制”“奏请”“制曰可”再“著令”等多道程序。其中，“奏请＋制曰可”是秦汉诏书生成的常见模式，属于《独断》所载“第二品诏书”。但“受制”环节却不见于《独断》。侯旭东先生着重分析奏请环节在诏令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试图揭示“皇帝支配体制”说法的不足。而其中可补充的是，如秦始皇禁伐树木一事所见，并非所有奏请的动力都来自臣下。在“受制”环节，皇帝之言较为随意，且有抒情化表达，不类行政诏书。其原因在于，大臣“受制”时并不存在文书，只是皇帝当面口头传达而已。群臣领会指示，进行商议，制成文书，最终请示皇帝批准。由此也可推知，在秦汉时期，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形式为“臣僚奏请＋制曰云云”的诏书，其中也蕴含着皇权的主动性。由此，“皇帝支配”得以贯彻全国，同时，臣僚在其中也起到协助作用。而作为中枢日常政务运行中的术语，“受制”亦直观反映出皇权体制下君臣之间的统属关系。

此外，关于简文“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秦桦林先生认为宜断做“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且“称吾不称朕”属传抄之误。陶磊先生则认为简文应为“受制湘山，上曰：吾以天下已并”。其实，如前所述，“制”本身就能指代皇帝，“制曰”即“皇帝曰”。“受制”后若再称“上曰”，则语义重复。至于“称吾不称朕”，应当并非传抄之误，而是对皇帝原话的记录。孙家洲先生推测，该诏令之所以存在抒情式表达，可能是因为诏书起草者御史大夫冯劫文化修养较高。不过，秦代尚未形成后世那样成熟的大臣草诏制度，秦汉时期也没有御史大夫草诏的制度。因此，将简文“自吾以天下已并……其皆禁勿伐”视作皇帝之言的照录更为妥当。

岳麓秦简又载：

令曰：制书下及受制有问议者，皆为薄（簿），署初到初受所及上年日月、官别留日数、传留状，与对皆（偕）上。不（100/1679+1673）从令，赀一甲。 ·卒令乙五（101/1667）

这条令文意在规范文书行政制度。政务运行中需要文书为证，但也离不开口头传达。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反映了奏请环节中文书的作用，此令则主要是对政令下行环节中文书制度的规定。令文区分“制书下”和“受制有问议”，亦表明“受制”所形成的文书，有别于以“制诏某官”起首的制书。相比制书所处理的政务，“受制有问议”所涉当多为日常事务，并非大事。例如秦王政要求“议帝号”，即未用“受命/制有问议”模式，而是使用起首为“令丞相、御史曰”的文书，相当于后来以“制诏丞相、御史”起首的制书。此外，令文中“初受所”是指领受皇帝命令之地，例如前引简文中的“受制湘山上”。“受制”的运作应具有一定灵活性，皇帝可以随时随地藉此流程发号施令。

《史记》中没有“受制”一词，但与其类似的政务流程则仍有迹可循。《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秦二世时期补刻之辞，在现存的实物中仍能看到，仅有个别文字与《史记》所载存在差异。其大意是：秦二世说，石刻皆秦始皇所为，而初刻时仅称“皇帝”而非“始皇帝”，这在后世容易让人混淆。对此，丞相、御史大夫的对策是将秦二世诏书补刻其后，这一建议最终得到批准。以“皇帝曰”起首的文书，与以“制诏某官”起首者有别，且“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不称成功盛德”这一段话，并不构成意思完整的命令，只是对秦二世之言的记录。但群臣却说“请具刻诏书刻石”，这是因为其间存在一个官员记录皇帝之言，进而制作成文书的过程。这一过程，同前述“受制湘山”十分类似，只是石刻中没有直观反映“受制”环节。

西汉时期，行政文书中仍使用“受制”一语。《居延汉简（壹）》：

千石官岁各课其县道官。卅六 廷尉受制曰：廷尉、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大守、诸侯□奉汤（20·9）

该简由多个残片拼合而成，在早期整理中存在误缀，其中“千石官岁各课其县道官”起初放在下端，且有字一面误被当做背面。但刘钊先生对修订后的简文又提出质疑，认为“县道”后尚有未尽之意，“卅六”应是某简的开头部分。此可备一说。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解读居延汉简20·9的文意，但对其间所涉政务流程，仍可推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