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藩；《族约》；《鲁藩别乘》；宗室；乡约

宗藩是明代社会的特殊群体。明成化以后，宗藩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已经被剥夺，但是随着宗藩数量增加，藩府规模扩大，宗藩群体的治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既往研究多从朝廷角度出发，将宗藩作为客体，从法律、政策等层面进行探究，对宗藩本身的声音关注不足。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宗藩在本群体治理方面也有自己的态度和建议。弘治年间，位于山东兖州的鲁王府曾制定《族约》，就是一例。鲁藩《族约》收入于鲁王府编纂的《鲁藩别乘》，因为《鲁藩别乘》一书存世版本较少，学界对鲁藩《族约》的关注不多。鲁藩宗室成员如何通过《族约》发声？在本群体治理方面有怎样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探究。

本文以鲁藩《族约》为研究对象，讨论鲁藩宗室成员修订《族约》的意图及其表达的内容。文章一方面以明代宗藩管理的问题为线索，将《族约》与《皇明祖训》对宗藩的规范进行比较，将《族约》与同时期朝臣有关王府管理的建议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文章也将鲁藩《族约》置于明代乡约发展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鲁藩《族约》明确提到其内容采自蓝田《吕氏乡约》。蓝田《吕氏乡约》虽然形成于宋代，但是在明代獲得其象征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的乡约。1将《族约》与蓝田《吕氏乡约》以及和明代不同时间、空间和群体特征下形成的其他乡约进行比较，对于鲁藩《族约》的内容及其意义可以有更好的理解。

一、从《鲁藩别乘》说起

鲁藩《族约》收入于《鲁藩别乘》一书的第六卷。李康杰（Jérôme Kerlouégan）在其有关明代宗藩刻书的长篇文章中提到《鲁藩别乘》，并在该文的附录部分对其有简单的介绍。他认为《鲁藩别乘》有两个编纂时间。卷一至卷十四的编纂时间在16世纪初，即弘治末年、正德初年，编纂者为鲁藩钜野王府镇国将军朱阳铢；卷十五至卷十九的编纂时间可能在嘉靖中期，即16世纪40年代左右，编纂者为朱阳铢之子朱当㴐。然而从《鲁藩别乘》的内容来看，李康杰的说法可能并不成立。《鲁藩别乘》各部分完成的时间略有不同，但主要集中在弘治末年和正德初年，全书编定应该在正德六年（1511）以前。《鲁藩别乘》卷十九收入《望洋稿》，其作者为朱当㴐。朱当㴐著述最活跃的时期在嘉靖中期，这应该是李康杰提出《鲁藩别乘》有两个编纂时间和编纂者的原因。但是《望洋稿》明显是朱当㴐前期的作品，主要是弘治末年、正德初年的作品。与《鲁藩别乘》主体内容完成的时间一致。此外，《鲁藩别乘》卷一《先王行实》下署名“衡庵编纂”；卷六卷首收录《雅会诗图序》，序末标注“弘治癸亥春正月望日鲁藩衡庵书”。全书未出现朱当㴐的名字。则朱阳铢应该是《鲁藩别乘》的主要编纂者。

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第十子朱檀之国，由此开始了鲁王府的历史。太祖规定，鲁王朱檀后人取名用作辈份一字的顺次为“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朱檀仅一子，即鲁靖王朱肇煇。鲁靖王六子，嫡长子朱泰堪为鲁惠王，其余五子分封为安丘、乐陵、钜野、东阿、邹平郡王。朱阳铢，号衡庵，钜野僖顺王第四子，镇国将军。出生在正统十年（1445）左右。与当时主持鲁藩的鲁庄王朱阳铸为堂兄弟。

朱阳铢在社会、政治领域均很活跃。仅《实录》记载，弘治六年（1493），山东大旱，镇国将军朱阳铢与兄弟朱阳上奏，愿以常禄输官赈济，得到皇上敕谕褒奖。弘治十七年（1504），朱阳铢上奏陈言，乞敕“所司著令，宗支请求地土及一应出办于民者，俱杜绝之”。得旨：“各王府再不许分外陈乞田地课程等项，若奸顽之徒投献拨置而承奉长史等官不能以道匡辅者，均罪之。”晚明宗室朱勤美编纂《王国典礼》，收录朱阳铢此次上奏和结果。弘治十八年（1505）十二月，鲁王朱阳铸上奏，专门指出钜野王府镇国将军朱阳铢和其兄弟朱阳的孝友。鲁王提到，朱阳铢兄弟少时丧父，即知哀慕，触地流血，几致殒生。长能事母，百端尽孝，比殁，葬祭合礼。兄弟友爱笃至，预修同室之圹，即死亦不忍离。鲁王提到当年朱阳铢兄弟捐常禄赈济之事，并请求“建坊其门，特赐嘉名以褒扬之”。弘治帝称：“宗室中有贤行如此，朕甚嘉之，其赐坊名曰彰善嘉义，俾宗室有所劝焉。”这一事件开启宗室请乞旌表之端。可以看到朱阳铢不仅自己处世积极，在鲁藩也有声名，与朝廷关系密切。

朱阳铢编纂、刊刻《鲁藩别乘》的具体过程不可考，但作为《鲁藩别乘》的编纂者，朱阳铢在该书的内容和编排上均留下痕迹。《鲁藩别乘》共计19卷。开卷为《先王行实》，介绍已经辞世的亲王、郡王及部分王妃的美德善行。之后附以先王的诗集四卷。《鲁藩别乘》卷六收入雅会、《族约》和《族约纪善》，卷七至卷十四收入“阳”字辈宗室成员的诗文集。此后卷十五至卷十九则收入“当”字辈宗室成员的诗集。从内容的安排来看，《鲁藩别乘》的主角是鲁藩“阳”字辈兄弟：先王部分和“当”字辈成员部分均仅5卷，而“阳”字辈成员的则有9卷；此外，虽然收入《鲁藩别乘》的诗集均不署名，但是先王的诗集之前有《先王行实》一卷对这一群体进行介绍，“阳”字辈兄弟的诗文集收入之前，有卷六的内容对该群体进行描述；而“当”字辈成员诗集之前则缺乏对该作者群体的介绍，不仅群体形象模糊，其5卷诗集也具有附录的特征。

“阳”字辈宗室成员中，鲁庄王朱阳铸作为鲁藩的亲王，政治地位最高，所以在《鲁藩别乘》收入的“阳”字辈兄弟的诗文集中位列第一，但是《鲁藩别乘》收入“阳”字辈成员的诗文集总计8卷，鲁庄王朱阳铸只占一卷，而朱阳铢及其同胞兄弟朱阳的诗文集和奏议集则共计4卷，占了一半的篇幅。朱阳铢个人有《衡庵稿》和《衡庵奏议》两卷收入《鲁藩别乘》。可见在“阳”字辈的兄弟中，朱阳铢及其所在的钜野王府成员，有更高的彰显度。

收入《鲁藩别乘》的《衡庵稿》和《衡庵奏议》与上述《实录》记载呼应，充分体现了朱阳铢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积极性。贾晋珠（Lucille Chia）认为，明代宗藩的诗文与其他文人在主题上并无差别，均落实在四时变化、美景、会饮唱和，以及送行等。确实，《鲁藩别乘》收入的诗文集均有3个比较突出的主题：四时风景与个人抒怀，以兄弟会饮为主的宗亲间交往，与地方官员及名士等的交往。比较而言，四时风景和个人抒怀部分内容比较集中。比如朱当㴐的《望洋稿》收入诗作180余首，其中写景抒情的大约在43%左右，写与宗室成员之间交往的占32%，写与地方官员等交往的占约25%。对比来看，朱阳铢的《衡庵稿》既有诗作，也包括文稿。诗作数量不大，只有70余首，对以上提到的3个主题均有涉及，但是四时风景与个人情感抒发这一部分内容相当有限，不到10首，只占7%左右；兄弟宗亲交往的部分内容相对较多，有20多首，占40%左右。《衡庵稿》超过一半以上的诗作，以与地方官员及地方文化精英的交往为主题。在诗作之后，《衡庵稿》收入序文10篇，内容均与朝廷官员的交往有关。弘治、正德年间，宗藩的诗文中，与地方官的互动已经成为普遍的主题，但是朱阳铢超过一半以上的诗作和收入《衡庵稿》的全部文章都集中在与地方官员的交往这一主题上，仍别具一格。

《衡庵奏议》收入朱阳铢奏议两篇。第一篇奏议以保圣躬、圣学、天仁，任贤良，训宗室，询民隐，修武备，固边疆，置拳宜，正风俗为主题，对朝政的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想法，对自己无法直接报效朝廷表达遗憾。比如在“固边疆”条中，朱阳铢指出自己“忝生宗室，荷蒙圣恩，无由图报”；表达自己与其老死于户牖之下，“莫若效死边疆”之志向；阐明自己“报效无门”之遗憾。“置拳宜”以宗室的经济问题为主题，切中当时朝廷关注宗藩之根本。他提到立国以来，疆宇并无拓展；虽然生民繁息，户口增加，土地所产之外，并无余利；朝廷开支又大，举凡“养贤、报功、廪禄、军国供赡需用，亦出于民”；“宗枝又祖宗之遗气，传世既远，生齿益众”，圣恩养赡，又敛自于民。朱阳铢担心，“将来无穷供用之费，何以处分”？他认为祖宗定制和恩典常禄已经足够，建议朝廷对宗室各项分外乞恩请求地土以及出办于民者应予以杜绝。前文提到，《明孝宗实录》记载鲁府镇国将军阳铢上奏陈言，并落实其中有关杜绝宗支请求地土及一应出办于民者一事，应该就是对这一奏疏“置拳宜”条的回应。《衡庵奏议》收入的第二篇奏疏，篇幅更长，内容涉及皇帝、大臣；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员、科道官、地方官以及百姓；学校科举、武备整饬；内政、外境、边情；礼教风俗、律法诉讼、地方治安，以及仓场、驿递、杂职等。表现出朱阳铢宏阔的格局，对朝政建设全面的思考和建议。

二、鲁藩的《族约》

鲁藩《族约》收入于《鲁藩别乘》卷六，起首直接引用成化十七年（1481）正月二十七日宪宗皇帝敕谕：“诸王将军倘有过恶者，速宜悛革；如无，亦宜迪率训义，以慎操修。须常川聚集郡王将军等，丁宁戒约。”《族约》指出，“臣阳等伏读再三”，仰体宪宗皇帝期待宗室“绍承祖宗立法垂训，欲我宗人循理守法”，以保富贵长久之意。为此，除已经常川聚集，丁宁戒约之外，又立《族约》。显然，鲁藩《族约》之修订，乃呼应朝廷之敕谕。从引用“宪宗皇帝”敕谕来看，鲁藩《族约》的修订时间应该在弘治时期。

《族约》针对鲁藩所有的宗室成员：“凡我宗人，皆仰赖我祖宗功德隆盛，庆延万世，肆我宗支繁衍，非偶然也。但人各异禀，亦各异习，然不有以约束之，切恐放逸而不知檢，则日就旷荡，为患匪细。”所以，《族约》鼓励且要求“凡我宗亲，当协心同德而勇为之，勿忸于故习，勿溺于便安”，日改月化，“成仁让之俗，而又可以保富贵于千万世”。《族约》提到，在宗室成员中“推举约正、约副”，并在约正、约副主持下置三籍：“凡在约者书于一籍，德业可观者书于一籍，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从“在约者书于一籍”这一表达来看，《族约》对于宗室是否入约，采取的是自愿原则。

《族约》明确提到其内容“采宋儒蓝田《吕氏乡约》四条，乃命之曰《族约》”。这4条分别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族约》指出，“切详四条，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利人而正厚风俗”。首条“德业相劝”，《族约》规定如下：

德业谓如能谨礼仪之类，如迎接诏敕，拜进表笺，遇节朝贺，四时致祭家庙之类，皆是。凡此，除有疾日，皆慎行之。与凡见善必为，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施惠泽，能受寄托，能导人善，能为人谋事，能解人斗争，能决是非，能容人所不能容，能忍人所不能忍。凡我宗亲，每会必互相劝勉，以力于行焉。

右件，会集之日，约正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

蓝田《吕氏乡约》，宋儒吕大钧兄弟所撰，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要求在约之人，并设有《罚式》《聚会》《主事》等。其中“德业相劝”部分规定如下：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

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童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蓝田《吕氏乡约》经过朱熹删改，是为《增损吕氏乡约》。“德业相劝”部分，《增损吕氏乡约》增加了“能肃政教”，“能导人为善”，“畏法令、谨租赋”等内容。因为《增损吕氏乡约》取消了蓝田《吕氏乡约》的《罚式》，因此在“德业相劝”这一条的具体内容之后，有如何落实的说明，使得《增损吕氏乡约》“德业相劝”部分在结构上与蓝田《吕氏乡约》有不同呈现。具体规定如下：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

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童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右件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其不能者。

《鲁藩别乘》称《族约》内容来自蓝田《吕氏乡约》，但是从结构上来看，与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更为接近，即分成了乡约本身与落实两个部分。而从具体的内容来看，鲁藩《族约》则又在蓝田《吕氏乡约》和《增损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做了相当显著的调整。首先，《族约》将“德”和“业”这两个重合度很高的部分进行了归并，并删除了蓝田《吕氏乡约》和《增损吕氏乡约》中的“业”部分，直接以“德业”为名进行叙述。《族约》首先列举的是新增的与宗室身份相关的内容，即在与朝廷、与祖宗交流时，如何慎行礼仪。《族约》收入了蓝田《吕氏乡约》中有关“德”的内容的主体部分，但是删去了“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这一与宗室子弟不相关的部分。《族约》末尾又新增内容，提到“能容人所不能容，能忍人所不能忍”，显然也与宗室的身份有关。杨开道指出，蓝田《吕氏乡约》“德业相劝”部分的内容有“前后重复、左右支离”的问题，且“原文的辞句方面，也不十分整齐”。朱熹《增损吕氏乡约》显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鲁藩的《族约》则既从技术层面上对《吕氏乡约》进行了整齐，同时又从内容上进行了与本群体身份相吻合的调整，是对《吕氏乡约》很高明地采用。

《族约》第二条为“过失相规”。说明“过失谓如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