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间礼书；社会构建；《礼俗权衡》；社会性书写

一、作为“社会文本”的民间礼书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士大夫赵执信结束了在江浙一带的南游，返回家乡山东益都县颜神镇，撰写并刊刻了一部专门讨论礼俗问题的书籍——《礼俗权衡》。作为私人编纂的礼仪探讨类文献，我们可以将《礼俗权衡》视为民间礼书，并对其如何参与社会构建的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使用的“民间礼书”，主要指在官方修訂的礼仪文献之外，由民间个人、群体或组织编纂、撰写的讨论礼仪规范、指导、实践等问题的礼仪类文献，包括但不限于民间家礼文献、具有宗教性质的仪式文献以及辩证区域礼俗的文献等。

民间礼书被视为“礼下庶人”的途径之一，历来受到学者关注。目前，学界关于民间礼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4个维度：一是关注礼学对民间礼书的影响，从礼学转向探讨民间礼书的类型、流布及编纂特点等；二是以民间家礼文献为主的个案研究，聚焦宗族对家礼文献的撰写、家规家训的制订及家礼对宗族整合的意义等方面；三是关照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民间礼书，注重家礼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实施；四是以实践主体为中心，将仪式纳入民间礼书的研究。在第四个维度中，由于引入了对实践主体及其参与仪式的讨论，比如民间礼仪专家等，而使民间礼书的研究出现了更加具体、多元和立体的范式转向。仪式重视场域和现场感，是一个包括人、事、物及环境等多方面的集合体，这就促使学者对民间礼书的研究进入了特定的书写与使用的“语境”。刘永华使用“仪式文献”一词，并且将此概念运用于具体区域社会的研究中。仪式在民间礼书研究中的作用，是将其从传统礼仪文本的话语中抽离出来，放置在具体生动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呈现。除此之外，龙晓添也注意到民间礼书书写与仪式实践的关系，以及当代民间礼书的传承与新编问题，她使用“礼俗实践”概念解释“礼”的知识生产与秩序协调。不过，该研究取向以探讨具有仪式性的民间礼书及礼仪专家为主，关注礼书及礼仪专家如何指导或影响具体仪式的过程，但较少涉及在文字传统之下编纂者如何选择主观表达，以及编纂者、阅读者和传播者参与社会变迁的过程。

民间礼书作为一种书写的结果，是产生于具体社会情境之中的。因此，我们应将其作为一种深层社会变迁的“文本”进行解读。目前，学界关于民间礼书的社会构建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关注民间礼书的“社会文本”特性，试图将其置于社会结构的变动之中，考察在其生成过程中，人与文本、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意图将“礼”视为社会构建过程的环节之一。换言之，研究者应重点关注民间礼书是在怎样的地方社会背景下产生、流传与演变，尤其对于私人编纂的礼书，更要将其编纂者、编纂过程纳入地方社会变迁之中进行考察，从而探讨如何在基层社会形成礼仪话语、建立礼仪秩序，呈现礼仪在基层社会的多元面貌。

本文所讨论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泰山余脉原山以东的山区。原山是山东境内汶、淄两条内河的发源地，因此通常被作为县与县、府与府之间的天然分界线。明代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这片区域主要包括莱芜县东北部、益都县西南部以及淄川县南部，为济南府和青州府的交界处，实为“济、青二郡之要害”。颜神镇就位于济南府莱芜县与青州府益都县交界的山岭地带，属于益都县西南孝妇乡。颜神镇及周边山区蕴含丰富的煤炭、铁、铜等矿产资源，有着矿冶之利，又有陶瓷、琉璃等手工业的发展，自明中后期已经是淄、莱、新、益之间的重要商贸集散地：“土多煤矿，利兼窑冶，四方商贩群聚于此。”同时，这里也是明代官方文献中“矿徒”经常出没的地区。颜神镇于雍正十二年设为博山县。据族谱记载，赵氏祖先于明代洪武年间从山东南部蒙阴县迁入颜神镇，编入里甲，并于明清时期逐渐发展出了赵氏宗族。其中，赵执信便是赵氏宗族成员之一，也是本文要重点展开讨论个案《礼俗权衡》的书写者。

《礼俗权衡》作为文人士大夫讨论区域礼俗关系的著作，与以往受学界关注较多的民间家礼文献、仪式文献有所不同。该书正文分上、下两卷共8篇。卷上包括“辨族”“称名”“仪节”“家箴”4篇；卷下有“服制”“居丧”“吊祭”“殡葬”篇。基于此8篇论述可以发现，赵执信对“礼俗”的讨论具有3个特点：一是围绕“族”的含义以及族内规约展开讨论；二是着重辨析颜神镇一乡之礼与俗，并且对作者认为的“陋俗”进行革除；三是具有较强的个人主观色彩和感受性。赵执信多结合自身游历见闻，将生动的礼俗观察过程进行文本化的处理。可以说，该书并非常见性的礼仪指导或指南类文献，而是带有思辨意识的讨论类礼书。这一特点恰恰与赵执信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本文主要以生活在明代至清初颜神镇的赵氏宗族及赵执信《礼俗权衡》为例，对这类民间礼书的书写语境进行分析，以此理解“礼”如何通过民间礼书参与社会构建的过程。

二、文本的社会情境：明末清初颜神镇赵氏的祭祖礼仪之争

明朝初年，迁入颜神镇的居民大多依靠陶瓷、琉璃、煤炭等行业为生。在这些手工业者中，赵氏不仅是较早考中科举从而完成转型的家族之一，同时也成为明清时期该地区具有名望的大族。在整个明朝至清代前期，随着族人科举功名的取得，赵氏一族内部也经历了宗族权力的消长与转变，这影响着他们对祭祖礼仪的塑造以及赵执信对于《礼俗权衡》的书写。

明代，生活在颜神镇的赵氏不同支系居住在不同的空间内。从一篇撰写于嘉靖元年（1522）的《赵氏宗派记》中可以了解到，颜神镇赵氏始祖为赵平，自洪武初年由蒙阴县避乱该镇，随后便在此定居繁衍。赵平生二子，长为赵彦礼，次为赵彦名。因洪武皇帝核定里甲，彦礼遂别籍他乡，在颜神镇入籍的则是彦名及其后代。赵彦名之下的子孙，因嫡庶之别又分成两支。赵氏自第三世开始分长支和次支，其中长支祖为赵廷杰，居住在颜神镇城内，后被称作“南赵”；次支祖为赵廷刚和赵廷毅，廷毅去世后，别葬在城北五里，他的子孙近墓而居，即“北赵”。换言之，长支与次支分别居住在城内及城北外的乡村中，南赵与北赵的称呼也由此得来。

自嘉靖年间开始，由于南赵一支在科举上的成功，成为颜神镇诸多社会事务的领导者。南赵七世祖赵汝弼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考中举人，他不仅为赵氏获得举人功名的第一人，也是当时“地僻山深，不沾教化”的颜神镇在“百七十年”后第一个取得功名的人。嘉靖至万历年间，长支先后有4人考中举人。他们又居住在颜神镇城内，对在城内发展的手工业也多有参与，并且曾在嘉靖年间向巡抚呈请新设一县，以及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积极推动颜神镇石城的建立。可以说，南赵一支在明代中期积极参与重修庙宇、创建石城等地方公共事务。而同时期的北赵一支，目前看到的材料只有五世祖赵騑等父子5人两次购买城北山坡土地，随后拿出部分田产施舍给城北白云观以供香火，除此之外并无参与颜神镇城内事务的记载。

与此同时，南、北支在嘉靖元年（1522）进行了第一次联宗。至于联宗的原因，赵汝弼在《赵氏宗派记》作出如下解释：

记本支者详，记旁支者略，非厚于亲而薄于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