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大丈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纵横之术，用今天的术语简单讲就是国家外交策略，它虽体现为游走在国君们之间的诸多纵横家个人的辩难与谋略，但背后承载的是一个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因此纵横术首先体现的就不再是一种基于个人的道德哲学，而是一种基于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它很接近现代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谓“政治首先就是区分友敌”的思想。合纵，就是联合一些同样弱小的国家作为朋友，而以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作为敌人，从而求得对敌人的暂时均势，是以守为攻；连横，就是选择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作为朋友，而以其他相对弱小国家作为敌人，从而求得对敌人的暂时优势，是以攻为守。

在一个群雄割据、弱肉强食的时空里，对单个国家而言，纵横术本身作为一种国家自我保全的政治哲学，有其相当的价值。在孔子本人，也并非完全弃绝纵横之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齐国欲伐鲁，鲁国危亡之际，孔子召集弟子，问谁能救父母之邦，并默许最善辩论的子贡去游说诸国，结果呢，“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所持秘诀，无非就是抓住各个国君的心理要害，以利诱之，使之互相攻战，环环相扣，借力打力，从而让本来离战争最近的鲁国反倒安然无恙，这不正是纵横之术吗？孔子能够知道子贡在这方面的长处，可见圣人也并非不擅纵横术，只是对圣人而言，纵横术只是不得已而用之，故而子贡虽立奇功，也只是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孔子亦不会夸他。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景春的错误所在了。他不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纵横术，而是将之视作一种实现个人价值的积极手段，并用“大丈夫”这个极具个人色彩的词汇来称赞那些名扬一时的纵横家，就难免要遭到孟子的批驳了。

孟子的批驳，是从词源学的角度入手，他不和景春纠缠在公孙衍、张仪是否为大丈夫的意见判断上，而是先厘清“大丈夫”的基本概念。你明白什么叫大丈夫吗？这一问非常重要，是由意见转向知识的一问。

我们今天所谓的丈夫，仅仅相对于妻子而言，是生理层面配偶的代称，而在古时，丈夫是指行过冠礼的男子，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指代。“丈夫之冠，父命之”，命之的具体内容，孟子很奇怪地省略了，而在“女子之嫁，母命之”的后面，却进一步说得很详细。那么问题就来了，孟子为什么要省略“父命之”的内容呢？

从出自汉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对冠礼的父命略窥一二，“今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仪礼·士冠礼》），“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礼记·冠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仪礼》还是《礼记》，对丈夫之冠，都强调一个“顺”字。虽然这个“顺”，是对君上而言，与孟子在下文中斥为妾妇之道的“顺”并不一样，但毕竟字面相通，而在一场简短的对话中，倘若再这么细微地区分概念，实在是有点累赘，也许正因为如此，孟子干脆将父命的内容当作景春完全应该知道的常识，加以舍弃，集中笔力来阐发他对妾妇之道的理解，以此达到暗讽纵横家的目的。

或者，孟子的用心一直都不在“丈夫”，而在“大丈夫”。他之所以省略了对丈夫冠礼中父命的陈述，可能正是为其随后对“大丈夫”的一段精彩阐发，打开话语空间。“大”这个字，甲骨文里就是一个立着的人的象形，他有头有手有脚，挺立于天地之间。天大，地大，故人亦大。汉儒讲礼，但礼规范出的是一个社会人，是丈夫。而反复诵读最后一段流荡千年而不衰的铿锵言辞，我们领略到的，与其说是符合社会共同体规范的丈夫形象，不如说是一个具有独立之人格、超越具体社会和统治体、能真正堪与天地并称三才的理想的人，是之为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