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庄学本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地举办了影响极大的西康影展，“观众之多，为过去任何展览会所不及”。民族学家、中国早期边疆研究者、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盛赞庄学本“起初仅仅是一位摄影家，后来变成了一位专门的旅行家，现在却已成为边疆的研究者，或者可以说是民族学的研究者了”。可是其后几年，庄学本却远离了他历经艰辛才到达的领域。

1942年，庄学本以股东的身份加入康藏贸易公司，该公司成立于同年8月，总公司位于康定，在拉萨和印度的加尔各答设有分公司，印度、中国西藏及西康沿线均设有办事处和运输站。庄学本先后担任康藏贸易公司驻印度加尔各答分公司经理，以及1944年2月由康藏贸易公司与国民政府交通部合办的康藏驮运公司噶伦堡分公司经理，他依旧怀揣着十年前的梦想，试图通过公司开辟的驮运路线从印度进藏。遗憾的是，由于印度政府拒绝签发护照，庄学本的进藏之梦还是未能实现。庄学本在印度工作的三年间，先后到访“新德里、孟买、大吉岭、噶伦堡、鹿野苑、贝尔纳斯、乌达坡等著名地方”，拍摄作品一千多幅。在印期间编辑完成的《印度画册》草稿今已不存，只出版了一册纤薄的《西竺剪影》，记录了他在异域游历的点滴痕迹。抗战胜利前夕，庄学本离开印度回到祖国。

1945年5月，《西竺剪影》于加尔各答出版，共收录摄影作品：古庙（封面）、孤塔、恒河边上之波罗奈圣城、回教大寺、喜马拉雅山中之朝雾、佛光普照、释迦佛成道处、土王之禁宫、村女、山市、舞、湖滨之晨、驯象，这十三张照片中只有一张收录于《庄学本全集》的“印度之行”篇。笔者所藏的这册影集，是叶浅予的旧藏——庄学本1945年9月来到成都后所赠。

庄学本与叶浅予年龄相仿，唯成名稍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人都有到访印度的经历。

1943年夏天，经爱泼斯坦介绍，叶浅予作为访问记者前往印度兰姆伽，参观中国远征军受训，并绘制漫画宣传抗战。兰姆伽距离佛教圣地菩提伽耶不远，叶浅予向郑洞国借了吉普车，参观了摩诃菩提寺。叶浅予回到加尔各答后，举办了重庆、香港题材的作品画展，当地书店选取其中的二十二幅作品编印了一册名为《今日中国》的画集。

庄学本和叶浅予的交往也许开始于加尔各答。早些年在北京的嘉德拍卖会中，有一幅叶浅予为庄学本所绘的速写头像底下赫然写有“1943印度庄学本”字样，叶浅予知道庄学本的名字，可能时间更早一些。1930年，中国出现了好几个步行团，庄学本是2月动身的“全国步行团”成员。而叶浅予则在静安寺路雪园，与黄警顽、胡伯翔等人一起为6月启程的“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饯行。胡、黄二人也是庄学本的熟人，为其西行摄影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目前见到的公开资料里，叶浅予与庄学本仅有的交集发生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叶浅予、戴爱莲夫妇住在成都张大千家里，想去西康采风，于是请“在边地很久，对西康风土人情尤为熟悉”的庄学本作向导，他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叶浅予在《打箭炉日记》中有着精彩的记述。但是在前往西康前，庄学本忙于处理重庆事务，导致叶浅予在成都苦等了三个月之久，叶浅予眼见钱袋子日益干瘪，被迫“四处奔走，托朋友卖画”筹措旅费，方得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