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初，唐君毅（1909—1978）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因为罹患重疾，导致心肺衰弱而呼吸不畅，唐师母谢廷光特意购置了一把安乐椅，以供其休憩。唐先生当即称赞这把椅子坐起来很舒服。唐先生去世后，唐师母却在纪念文章中如此写道：“但我不敢告诉你真实的价钱，每每在你身上多用了钱，你就反对，但你在别人身上用钱就很大方，生活上的事你总是薄己厚人。”（《忆先夫唐君毅先生》）

而在文化事业上呢？

自从新亚研究所在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十年之后再度独立出来，至今已历半世纪，历经风雨，备尝艰难。这一抉择之得失所系，学界未免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而对于新亚书院的创建者兼负责人唐君毅来说，其坚持研究所独立最根本的理由，当是对于当时中文大学体制管理的不满所引发的精神抗争。他花费近三十年，为确立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而奋斗，他期待的理想的新亚研究所乃是继承宋明书院师生讲学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体现在彼时的最大特点，是希望研究所的导师可以身作则，新亚的学生也因此相应地被要求，在求学与做人上应该做到统一。这种愿景自然是基于唐先生或说“新儒家”一力扶持的，乃是中国文化最视为主轴、最为悠久的特殊面相——“为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1959年在《五十自述》中曾将个体生命的成长全面贯穿于对中国文化的体悟理解中，亦有此意。

而发生在彼时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育改制，可以说丢掉了新亚的核心精神。唐君毅等多位先生退出新亞董事会，即基于对理想不可磨灭的坚持，这是儒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择善守道的精神，“不管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自己总可以做学问，并可以站在教育立场培养一些特立独行有挺拔之气的学生。尤其学哲学思想者更应有立场。做顺民东偏西倒摇摆不定，以顺应环境，是永远无出息的”。

在他身后，唐师母所撰另外一篇《先夫唐君毅先生二三事》中，更曾记下唐先生对妻子的亲言：“到我临死的时候，希望我能做到视我所有的著作和我们曾从事的事业，若人间公物，于自己如浮云过太虚，只希望还父母所生我本来面目之身心于天地之间。”

1974年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以后，唐先生一刻没有清闲，以一己之力，担起再度独立出来的新亚研究所林林总总的冗杂工作，包括他其实并不擅长且极为消耗精力的行政工作。从荣休到1976年8月11日发现罹患癌症，再到1978年2月2日与世长辞，前后仅仅四年时间。唐先生的病痛与唐先生的辛苦，之间有没有相当的关系呢？唐先生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他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吗？

应该会的。因为“义在于人，命归于天”。因为“眼前的事不能不管，应当尽心。虽然所做和想做的事得不到人的了解与同情，但孤心长悬天壤，真理自会与有心人感应相契”。因为“事情是创造出来的，没有现存的事从天而降，让吾人去享受”“道理不争不明，姑息不是办法”。

1978年2月1日，即唐君毅去世前一天，唐先生生前做的最后一桩文化事业，就是将母亲的诗（即陈卓仙女士所著《思复堂遗诗》）与自己的书，寄回他一直深深怀念与眷爱的内地的相关科研图书机构。

二

1976年8月确诊癌症之后，唐君毅先是在等待大手术的病榻上校对完成了最后的心血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癌症不断扩散之后，更在“叫吃药不推辞，叫吃东西就说吃不下”，体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仍每周两次甚至三次以上，拄着拐杖，在妻子谢廷光的搀扶之下，颤颤巍巍、气喘吁吁，坚持爬上新亚研究所五楼为几个学生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