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04年10月8日致蒋抑卮的信是现存鲁迅书信中较早的一封。信里难得的写了他到仙台留学的情况，“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从信上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功课有物理、化学、解剖等，这些课程，尤其解剖等医学课，对鲁迅的思维习惯影响颇大，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很深的印迹。外语则有德语、拉丁语。鲁迅归国后，翻译了很多德语作品。可以说，德语是他日语之外使用最多的外语了，影响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亦可谓深矣。
许寿裳是鲁迅一生的友人，也可以说是鲁迅早期的贵人，没有他的帮助，鲁迅可能就终老绍兴了。现存鲁迅致许寿裳的书信，最早的是1910年，写于辛亥革命之前的这些书信，大都叙述自己在故乡的工作，以及孤独、寂寥，可看出鲁迅期待许寿裳的援手。他在信中说：“越中棘地不可居。”1911年7月的一封信里又说：“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鲁迅现存的给许寿裳的下一封信，就一下到了1916年。许寿裳推荐鲁迅去教育部工作，前后应该有好几封信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一、“我很憎恶我自己”
阅读鲁迅书信，晚年的部分尤其让人动容，甚至心疼。其实，早期的鲁迅，人生才刚刚展开就已经对世事绝望至极，感觉他似乎就没有青春，一下就进入了中年，可能与家道中落和包办婚姻大有关系。1924年9月24日，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我很憎恶我自己。”“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是难得的自剖之言，也可以看出，其时鲁迅的心理是不太健康的。李秉中是他信任的弟子，所以才敢袒露心胸。他还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这是已经写出《狂人日记》的鲁迅，已经名满天下的鲁迅了，内心还是如此绝望。
鲁迅生前是批评了很多人，但如今剥离具体语境，读者只看见他的批评，感觉到刻薄，但看不到那些人的阴险和无赖。比如梁实秋说鲁迅拿卢布，张资平说鲁迅“将中国之緊要消息卖给日本者”，陈西滢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本的抄袭”等，都是极其可恶和阴险的。鲁迅一辈子记仇，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在1933年11月给姚克的信中说：“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鲁迅没有政治势力，而且在不断地自我放逐，在很多的势利眼里，是可以欺负的。而像胡适之先生，身居高位，手里有很多资源，他们就不敢那么放肆了，这也是中国文人的通病。
鲁迅现存的大量书信，少数纯属事务性的，三言两语交代清楚，绝不拖泥带水，但大多是绝佳的文章，情感深厚、火热，文字劲爽、犀利，直陈时弊、月旦人物，毫不隐讳，嬉笑怒骂，任情而行，读来甚是过瘾。比如，在给郑振铎的信中，他就多次讽刺顾颉刚，言语之激烈，可见仇恨之深。这也不能完全怪鲁迅，顾颉刚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本的剽窃”，确实过分。但顾氏很聪明，只是私下说，让陈西滢公开说出来。前几年，大家读《顾颉刚日记》和他女儿的回忆录，才落实了此事。鲁迅生前肯定知道这个内幕，但因为没有铁证，只能旁敲侧击。鲁迅一直到去世前一年在给台静农的信里还说：“山根阴险，早经领教，其实只知树势，祸学界耳。”
还有一些人，比如施蛰存，本来鲁迅也没有想着和他计较，只是对他让青年从《文选》《庄子》里找词汇不太同意，就在文章里偶一涉笔而已。结果，施蛰存一再纠缠，鲁迅不禁反感，就骂他“洋场恶少”。在致姚克信中，鲁迅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
这话说得就很平和了。我们如今重读施蛰存的那些反驳文字，确有一点“恶少”之味。
二、“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
胡适和弟子保持一定距离，弟子们对他基本是仰视的。但鲁迅把自己和弟子烧到了一起，而且基本是投入多，回报少，比如对徐梵澄就是如此，还有萧军、萧红、叶紫等，他都多次资助。须知，鲁迅不是胡适，手上没有雄厚的资金可供支配。1935年，叶紫写信给鲁迅，说自己挨饿了，希望鲁迅问一下郑振铎，他的一篇小说发表了没有，或者问一下内山书店，他的小说集《丰收》可不可以算一下账，如果以上两项都无办法，就请鲁迅借他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鲁迅回信说：“郑公正在带兵办学，不能遇见；小说销去不多，算帐〔账〕也无用。还是第三条稳当，已放十五元在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
读到这里，真是无话可说。谁还能说鲁迅没有温暖，只有仇恨呢？叶紫的小说集《丰收》，鲁迅写了序，但小说集卖不动，也不是鲁迅的责任。叶紫如此理直气壮，也不知道“壮”自何来？
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即失业，遂向鲁迅借旅资三十元回广东。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现在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时为1934年1月。我翻看这些书信的时候，心情很是不好。这些青年为什么自己不去挣钱，都去要鲁迅的钱？向一个以稿费为生的老人要回家的旅费，不知怎么能张开嘴？
鲁迅是不好为人师的，但在日常书信里，面对晚辈，尤其弟子，多有金针度人的地方，都是极好的教育文字。而且鲁迅写作书信时，很少想到去发表，所以，尽可以放心写去。杨霁云编辑《集外集》，想收致李秉中函，鲁迅就拒绝了，说：“实则我作札甚多，或直言，或应酬，并不一律，登不胜登，现在不如姑且都不收入耳。”
他给杨霁云的信，讲如何编辑《集外集》，真是讲得好。文字温和、平静，对于哪些篇目收入，哪些不收，还有哪些是记忆中的失收文字，都一一告诉，没有一点架子，有些自己手头有的，还专门抄下来，寄给对方，甚至都不要版税。后来，可能杨霁云再三坚持吧，在后一信，鲁迅写道：“如有版税，给我一半，我也同意，大约我如不取其半，先生也一定不肯干休的。”语气颇为轻松、诙谐。
还如，他给姚克书信，说到所谓学者，架子都很高大，鲁迅幽默地说：“我以为也不妨拜访几位，即使看不到‘学’，却能看到‘学者’，明白那是怎樣的人物，于‘世故’及创作，会有用处也。”这话，我以为是非常到位的。我的学生有时听了某些大咖的演讲，发现很让人失望，就颇为烦恼。我就告诉他们，很好呀，你可以知道原来也有名不副实的情况，一则提高自信，二则开阔视野。
鲁迅和萧军、萧红的书信，幽默、风趣，没有一点刻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