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底至1961年底，汪曾祺在张家口沙岭子度过了整整三年岁月。辞别妻儿，从熙熙攘攘的首都到寂寞清冷的小城，不惑之年的汪曾祺放下编辑写作的笔杆，扛起了陌生沉重的农具。然而这段往事却在日后被他屡屡回味，他怀念那里多彩的果园、鲜美的口蘑、开着小蓝花的胡麻、朔风吹拂的莜麦，更时常怀想那里淳朴温厚的人们……二十多年后的1983年6月，以多部清新独异的作品重登文坛、备受推崇的汪曾祺受邀故地重游，此时的他已年逾花甲，晤诸旧识，赋诗数首，感慨万千。

这前后两次的经历，记录了他的人生起伏——前一次的日子不可谓不苦，但他全身心地融入当地生活，并仍能以一位“生活家”的好奇目光打量并体验小城的一切，心境未见颓然；后一次的“荣归”，他则依旧如当年的“老汪”一样，亲切地呼唤着曾经共同劳动的旧友，听他们讲述经年的变化。有人说他“大器晚成”，他最为珍重的却是随遇而安、宠辱不惊的心境。三载寂寞和温暖相交织，他感念在特殊岁月里抚慰内心的人间烟火，始终眷恋着人性之美的温暖底色。作于1983年的《重来张家口，读〈浪花〉小说有感》一诗不啻为他对这段往事的生动概括：“我昔为迁客，学稼兼学圃。往来坝上下，曾历三寒暑。或绑葡萄条，或锄玉蜀黍。插秧及背稻，汗下如蒸煮。偶或弄彩墨，谱画马铃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人或谓饴甘，我不厌荼苦。身虽在异乡，亲之如故土……”

刨冻粪、起猪圈，肩担百余斤重的土豆，昔日那个寄情于笔墨丹青的江南才子在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挥汗如雨，他欣喜于气力的增长，甚至成了为葡萄娴熟喷洒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还不忘发挥特长，在有限的文娱活动中用油彩为当地的梆子戏群众演员化妆。颇具美术功底的他被派至沽源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天的临摹过后，就把“模特”扔进牛粪火堆中烤熟吃掉。对此他颇有几分自信：“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诚如汪曾祺自己所说：“生活，是很好玩的。”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汪曾祺主要从事编辑工作，曾先后在北京市文联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担任编辑主力，分别担任两份刊物主编的赵树理和老舍对他很是赏识，他还曾受邀和文联的同事们一起到老舍家品尝过别具一格的芝麻酱炖黄鱼和地道的芥末墩，并获赠了老舍夫人的一幅画。1955年，汪曾祺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

1958年底，身背简单行囊的汪曾祺登上了北上的夜车。火车到达沙岭子时，天刚蒙蒙亮。这是一个位于宣化和张家口之间的小站，人迹罕至，同行的十来个旅客四散走开后，青色的站台在寒冬中显得格外清冷：“空气是青色的。下车看看，有点凄凉。我以后请假回北京，再返沙岭子，每次都是乘的这趟车，每次下车，都有凄凉之感。”即便生性达观淡然，但突然间远离了熟悉的家人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来到一个从未谋面的小城，汪曾祺内心的失落自不待言，对亲人的牵挂也一定深埋心底——三个孩子尚且年幼，长子汪朗刚上小学，两个女儿不过四五岁的年纪。

张家口三年岁月，汪曾祺深入生活，和当地劳动者同吃同住。刨冻粪、起猪圈等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重活带给他肉体上的真实劳累，但他一一咬牙挺过。“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他亲身体会了普通劳动群众的不易，也自然而然地与当地人建立起了真诚深厚的感情。目睹那些干了一天重体力劳动、一声不响地坐着休息的工人，汪曾祺不禁感叹道：“我发现不止一个人有这个习惯。一年到头的劳累，坐一天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他们迫切的需要。人，有时需要休息。他们不叫休息，就叫‘坐一天’。他们去请假的理由，也是‘我要坐一天’。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

收工之后，汪曾祺和工人们在当地的骡马大店里同睡一铺大炕，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老工人闲聊着过往的经历，从云南的玫瑰重升谈到怀来的青梅煮酒，从昆明的鸡枞谈到坝上的口蘑，给未出过远门的工友带来远方世界的新奇。晚上偶遇冒着风雪前来投宿的赶牛人，他们那一句“过年了，怎么也得让坝下人吃上一口肉”在汪曾祺听来是无比朴素又美丽的语言。

在“七里茶坊”劳动的这几天里，汪曾祺还做了一件慷慨解囊、成人之美的好事。二十五岁的合同工小王有的是力气，正着急和心仪的姑娘结婚，怎奈手头拮据，七拼八凑地还差五六十块钱，他因此愁闷不已。包括汪曾祺在内的几个工友得知后，立即出手“凑份子”相助，当场就帮小王解决了人生大事，这个朴实的小伙子也再次笑逐颜开。

随身带着书，恐怕是汪曾祺这个文化人与这些工人的唯一区别。他收工后的休息不止于闲聊和“坐一天”，也在于读书。他临睡前将看完的《杜工部集》压在枕头底下，不料炕沿的缝隙冒出的烟将书的封面熏成了黄褐色，为这次经历“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

三

经过一系列刨冻粪、起猪圈等重体力劳动锻炼获得当地干部群众一致好评后，汪曾祺相对固定地在果园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