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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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这是鲁迅在1925年3月11日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这个他在信中称为“广平兄”的人，当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鲁迅在那里兼课，认识了许广平。后来，认定“我可以爱”的鲁迅终于勇敢地和许广平走到了一起，从广州回到上海以后，“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陪伴鲁迅走完最后十年。

其实，鲁迅的少年青年时期非常苦闷，主要有两件事：其一是他祖父因为卷入了科场案而入狱，家里为了营救祖父，变卖家产。其二是父亲生病，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救治父亲的职责，还要辛苦地支撑家庭，从当铺到药店，受尽冷眼，对世道人情有了深入的体味。尽管他按照名医指示，费尽辛苦去找各种药引子，但他父亲最后还是亡故了，鲁迅觉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些经历促使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先去了南京，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在用文言写作的早期论文中，他常用的词就是“寂寞”。回国以后，这种寂寞非但没有消除，还因为对辛亥革命以及其后现状的观察反思而愈加深重。其实，这时的鲁迅已经结婚。他母亲很早就替他娶了一个叫朱安的女子。鲁迅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始终拒绝这段包办的婚姻，对朱安非常冷漠，没有和她生活在一起。鲁迅自己在北京的教育部做佥事，就是一个小公务员。下了班，就寄寓在S会馆，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鲁迅在这里整日埋头抄古碑，做辑校。他写道：“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打破鲁迅寂寞的契机是外面正如火如荼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新青年》实行轮流主编，同人们一齐上阵，打倒孔家店，请来“德先生”“赛先生”。钱玄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为他取了名字叫金心异）邀约鲁迅撰稿。他们之间有一场围绕“铁屋子”展开的对话。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那你是喊醒他们呢，还是任由他们昏睡？在鲁迅的叙述里，他让钱玄同来反驳自己：“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他最后听从了钱玄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场对话是不是实际发生了或者是不是完全就是这样，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不妨将这样的两种声音和态度也看作鲁迅内心的自我斗争和挣扎。虽然梦不断破灭，虽然内心里有深重的绝望，但鲁迅的选择是向前走，用写作和行动来反抗这绝望。

最初的一篇是《狂人日记》，写一个据称发狂的人洞察了现实和历史中充斥着“吃人”现象。全文以狂人视野展开，但有意思的是前面有一段小序，说狂人后来治愈了。那么，这个小说的张力就很突出了，而解读空间也丰富起来。你可以完全站在狂人的角度，认定狂人是一个发现秘密、勇于抗争的斗士，或者狂人的看法体现了鲁迅对进化论的复杂思考；你也可以从周围人的角度出发，把狂人彻底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精神病患者，他的言说显示了受迫害狂的症候；你还可以对狂人的治愈进行多种发挥，意识到真正可贵的是重新进入社会而进行内在改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