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和辜鸿铭、杜亚泉、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张君劢、梁漱溟等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倡言“调和论”的代表。早在1917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章士钊的“调和”思想便已初露端倪。1919年9月章士钊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所作的演讲，及同年10月在《新闻报》发表的《新思潮与调和》，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调和”观念，至此章士钊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明晰的“调和”理论。其后，无论是“以农立国”方案的提出，与新文学阵营的“文白”之争，还是晚年倾尽心力结撰的文体杂糅的《柳文指要》，“调和”可谓贯穿于章士钊思想的始终。正如辛亥老人苏渊雷所说：“章行严搞学术，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凯，又讨袁反袁；不加入同盟会，又冲锋在前。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独立精神啊！”世纪老人章士钊的形象多元且复杂，他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同样丰富多彩，绝非用“复古派”“反动派”“文化保守主义”等单向度的词所能笼统概括。

一

章士钊二十岁之前生活于长沙，二十岁以后辗转于各地，足迹遍布天下。如果从地理意义上来看，章士钊的人生轨迹是以湖南为原点和出发点的，因而他的身上自始至终携带着湖湘文化的基因。章士钊并非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辈世代以务农为业：“寒门累代为农，亦至吾祖始读书，求科名，以传其子孙。”父亲芗坪公充任过乡中里正，后来以为乡亲看病为业。因此，与近现代史上的学者、作家多出身于名门望族不同，章士钊文学和文化观念的形成并不像俞平伯、巴金那样主要受到家学渊源的滋养。章士钊的“湖南人性格”多半是受到了近现代的湖南先贤及同乡的影响。湖南先贤有勇于任事、吃苦耐劳、不怕困难、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点，近现代时期又以曾国藩声名最为卓著。少年章士钊在湖南读书期间，即对曾国藩仰慕有加，他坦承曾有光大湖湘文脉的雄心壮志：“愚年十七八，学为文章，读曾文正公所为《欧阳生文集序》，略以想见近代文艺之富。家数之出入，辄不胜向慕，而隐然以求衍其派于湖湘之责自任。”外出求学和步入社会以后，他又结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黄兴并与其成为至交。黄兴磊落的襟怀、任劳任怨的行事风范以及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最为章士钊所钦佩：“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其余湖南同乡如杨毓麟、杨昌济、宋教仁、龙璋等，对章士钊的人格和文化观念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章士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远离家乡的，因此他身上所具备的湖湘文化特征并非绝对“纯正”，而是充满了“调和”色彩。湖湘精神是文化底色，它塑造了章士钊的基本性格，而外出求学游历则拓展了他自小在小农环境中形成的封闭视野，是他得以“睁眼看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关捩。有学者认为，章士钊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有力传承者和践行者，而且是湖湘文化的“反哺者”，他使湖湘文化呈现出一些新质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具体而言，一是“弱化质直，提升柔和”；二是“克制激情，偏向理性”；三是“长于笃实，善于鸣高”；四是“淡化权术，秉持公心”；五是“公交私谊，舍利取义”。如果按照时间顺序为章士钊一生的主要踪迹绘一幅地图，那北京、天津、广州、香港、桂林、川渝、西北等地都是重要的“节点”，其中又以京津、川渝、粤港、桂林为主。这些地区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文化方面各有特点，它们与章士钊身上的“湖南人性格”相遇，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使得章士钊身上产生了一种“调和”或“杂糅”的气质。

诗学家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认为，按地域传统可以将近代的诗人划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六个特征鲜明、区别明显的流派。如果按照这种而今已发展成为“文学地理学科”的视野去观照章士钊的文学风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以湖湘派的风格为底色，同时杂糅了河北派和西蜀派的特点，这些杂糅的风格又以“阶段性”的呈现方式存在于章士钊不同时期的创作中。汪氏在论述湖湘派时说：“故向来湖湘诗人，即以善叙欢情、精晓音律见长，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有一唱三叹之音，具竟体芳馨之致，即近代之湘楚诗人，举莫能外也。”虽然这段论述是针对湖湘诗风做出的判断，但“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具竟体芳馨之致”又确实与章士钊“复古”的文学观和高标的文格若合符契。与湖湘地区不同，河北地区山川气象雄阔，燕赵之人性格亢爽豁达。章士钊长期在京津生活、讲学、为官，他的政论文高屋建瓴的立场和兼容并包的风格，很难说与那段时期在河北一带的经历毫无关联。同样，在川渝躲避战争的近十年间，章士钊的诗词创作又明显呈现出蜀地“崎岖”和“青碧”的特点，在桂林的词作更是像桂林山水那般柔波荡漾、旖旎多情。章士钊在欧洲的游历也不容忽视，甚至这段历程还对他“调和”思想的强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三次欧游，章士钊目睹了欧洲在一战后的混乱景象，思想由此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主张学习西方的各种先进政治制度，转变为因地制宜，提倡“以农立国”。他说：“此次游历欧洲，调查欧洲各国战后状况，所得感想，与十余年前留学欧洲所得感想不同。十余年前归国时，以为欲使中国平治而富强，但须采行列强政治制度，如议会、内阁、总统、联邦等等。及此次欧战后，再到欧洲，尽心调查各国战后状况，始悟根本上，吾国与欧洲各国有一大不同之点。”而且游历期间，他还同陈源等人一道与戏剧家萧伯纳、小说家威尔士进行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