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长期在外经商，回家一次，过一两天就又出去了，所以我在进小学前的启蒙教育，都是由读过私塾的祖父承担的。祖父拿来一本“描红”字帖，让我用毛笔蘸上墨水，将上面的红字“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可知礼 八九子 七十士”一一涂黑，祖父解释说，这是先师孔夫子的伟大事迹。当然我是什么也听不懂。这几个字，笔画都很简单，涂了几天，在我和祖父又猜过几天如“小小一将军，摆起八卦阵，如有飞来将，捉来当点心—— 蜘蛛”等物谜之后，祖父不再让我描红，而要我照着这红字自己一个个写。再后来，祖父则是通过猜字谜的形式，来教我几个难一点的字：“虫入鳳（凤）中飞出鸟，七人头上一把草，大雨落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并一一解释，为什么这个字谜的谜底是“风、花、雪、月”四个字。于是我对猜字谜开始产生兴趣。

虽然我家的前厅挂有几幅国画，但我从不关注它们，因为不知上面画了些什么。第一次细看这些画，也是祖父在跟我做猜谜的游戏时教我的。谜面是：“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我自然猜不出来。于是，祖父就指着挂着的国画，解释画中的山、水、花、鸟，为何如谜面所说的那样。但是这对我来说仍然没有吸引力，因为我看不懂国画。

我接触外国画，主要指外国的油画，已经很晚了。

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进入杭州六和塔旁的浙江师范学院时，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学俄语是当时的时髦。我在校期间和毕业分配进入杭州的由止戈、安徽、君毅三所私立中学合并成的联合中学后，不但努力学习俄语，还每天坚持听莫斯科电台针对中国听众的汉语广播，并经常和电台编辑通信。他们也总是每信必复，而且寄些明信片等小礼品。这些明信片的背面除了彩色的苏联风景照片，还有俄罗斯著名画家的彩色油畫的复制品，如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萨夫拉索夫的《白嘴鸦飞来了》、苏里科夫的《女贵族莫洛卓娃》等。这就是我最早看到的外国油画，因为油画是写实的，所以表面上我是看懂了。

1956年，联合中学改名为杭州第六中学。两年后，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里新分配进来一位刚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老师王剑芬。因为她出奇地漂亮，所以大家都在传有关她的情况，我于是知道了她是上海人，在来我们学校工作前就经杭州大学中文系的王嘉吾教授介绍，与同校外语系的俄语讲师郑儒箴结婚了。郑儒箴原是香港一位银行家的儿子，毕业于牛津大学，归国后来杭州的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杭州大学）任教，后来调往北京师范大学，后又与钱锺书等一起担任《毛泽东选集》的英语翻译。

当时第六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也很看重王剑芬，她一来就让她担任语文组的政治学习小组组长。她喜爱外国文学，当她听说我1957年出版了俄语翻译作品《阿辽沙锻炼性格》，还看到我翻译、发表在1958年5月号《译文》杂志上的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童话，就和我详谈外国文学，如谈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争论《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不是属于这四大悲剧，还交谈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哈代的《苔丝》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