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服解药的方子是东晋陶渊明开出的，主要药材是酒菊花、豆苗什么的，药引子是酒。药方就写在庐山脚下的田园之上。
北宋的苏轼，依照这个药方，又添加了几味药材，药方就写在从扬州、惠州到儋州的贬谪路上，并亲自烧火煎熬几十年，把它炮制成治愈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
仔细分析，陶渊明的药方并非无中生有。他总结、综合了庄子的逍遥思想，又兼收并蓄了西晋和东晋如“竹林七贤”等士人把奇山异水、林泉景致作为审美对象，追求人性自由的时代风尚，扬弃他们放纵享乐，对自己、家庭和社会极不负责任的装疯卖傻式荒诞做派，保留下来爱酒的嗜好，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提炼出这剂药方——“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陶渊明《九日闲居》）
当然，陶渊明提炼药方的过程也是心灵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精神修炼。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在义熙元年（405）四十一岁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当地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尊敬。他一气之下，从只干了八十多天的彭城县令岗位上愤然辞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只是他理想中的洒脱状态。“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这也是幻想中的闲适生活。
陶渊明是否故作潇洒之态，今人不得而知，但对于出身于世族之家、有条件“富裕”和“贤达”的陶渊明来说，这种选择是难得的，也是超前的。
鲁迅曾说过：“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证明着他并非整天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鲁迅的文章似匕首、刀枪，总能一针见血。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出身高贵，少年时意气风发，有鲲鹏万里之志，但对现实社会、个人仕途失望之后，收敛巨翅，“鸟倦飞而知还”，把身心安放在田野山林之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看似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半片云彩。其实，回到山野自然之中很容易，但吃穿住行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全家人生存需要必要的技术能力，但他缺乏。“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生命需要吃喝拉撒睡，才能活下去。“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生存就要劳动，劳动是辛苦的。“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陶渊明自觉从士人转换成农民身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与村民四邻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由此，头戴草帽、被太阳晒得皮肤黑红的陶渊明，已把自己混同于庄稼汉，从外貌和思想上已与其他文人区别开来。
这确实是一个精神蜕变的过程。
从古至今，大多数文人士大夫开始时都是儒家孔孟之徒，思想上总把“仕”与“耕”、当官与劳动相对立。陶渊明主动选择“耕”，确实很“另类”。他在“贫富常交战”的现实矛盾和心灵冲突中，亲自体验着种田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感受着田野里的诗意和生命存在的自然之道。“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劳动给他带来快乐，但他又不混同于一般的农夫。“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一个“聊”字，心迹暴露。陶渊明在思想上一直都有士大夫的自觉，始终以东晋王朝的旧臣自重。比如，他对权臣刘裕废东晋自立为帝不满。即使全家在生活揭不开锅的时候，对刘裕手下的大将、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的酒肉粮食，也予以拒绝，孤傲清高的性情，不曾改变。
远离尘世，走进山水田园，仅仅是很多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消遣意趣。只有一位陶渊明，通过亲自耕作劳动的生活实践，从把山水田园作为单一审美对象的精神享受，拓展为与田野劳动相关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人生思考，从而为文人士大夫找到另一条归向自然、安放身心的道路。“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他真正从精神和心灵上，享受到“复得返自然”的妙处。
以今之视昔，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求长生不老（形），不求流芳千古（影），只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之中，躬耕田野，看透生死，养真守拙，远离红尘。“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该来的，总会到来，那就来了再说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既然人一出生，就走在死亡的路上，那就与草木共荣枯，与山川同安眠。陶渊明任性自然，心有所归，身有所依，神有所寄，不喜不惧，在饮酒中达到超脱、本真的生命境界，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心灵澄明广阔。他丰富的精神和生命境界超越了所处的时代及后世的士人群体，一直影响到今天。
陶渊明的生命之河像一泓清泉，浇灌和抚慰着后世文人士大夫的心田。但是，后人大都追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却不愿践行陶渊明农事耕作的艰辛。
南梁朝的太子萧统是位文艺青年，最早重视陶渊明，著有《陶渊明传》。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对他“脱颖不群，任真自得”的生命钦佩不已。如此精神价值取向，注定他这位太子的悲凉命运。但幸运的是，他从历史长河的沙粒中，为后人打捞出《古诗十九首》，亲自编选并留下《昭明文选》，这些文字存世，远比他登上皇位更有历史意义，流芳也会更加久远。
到了唐代，“诗圣”杜甫一生维艰，曾说过“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但他一生心里总放不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理想，身在草堂，心向庙堂，对陶渊明只是嘴上碎碎念而已。白居易等人也曾对陶渊明青睐过短暂时刻。“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郊陶潜体诗十六首》）他被贬江州司马时，距离陶渊明篱笆墙下的黄菊花并不太远。“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题浔阳楼》）韦应物为洛阳丞时，也曾有“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采菊露未唏，举头见秋山”的清高姿态，但终不能适应土地上的牛粪味道。唐代另一位诗人储光曦同样如此，“日与南山老，兀然倾一壶”，他们的着眼点是诗酒风雅，而不是真的到田野里去“种豆南山下”“晨興理荒秽”。仕途一旦出现转机，得到皇上重用，很快就忘记陶潜是老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