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北宋时代的王十朋（1112—1171），自号“梅溪”，是一位典型的奔跑在浙江乐清县梅溪村田野里的乡村少年。

在两宋文人士大夫群星荟萃的时代，王十朋从出身、名气、诗文和政业绩等几个侧面来看，他与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欧阳修、苏轼、曾巩、黄庭坚、司马光、陆游、杨万里、辛弃疾、朱熹、文天祥等众人相比，绝对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坚守和气节，完成了一位乡村少年的两次人生逆袭，不得不为他点赞。至今，有关他的爱情故事仍活跃在江南地区的戏剧舞台上，表达着社会普通老百姓心中固有的价值判断。

作为乡村少年，王十朋的第一次人生逆袭很艰难，但确实是蛮“拼”的。王十朋与两宋诸多“明星”文人出身官宦世家、人脉资源广泛不同，他出生在农户之家，往前数八辈子都没有家人做仕宦的记录，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少年。或许是基因突变的缘故，他少年早慧，颖悟强记，七岁入私塾，十四岁学通经史，诗文名闻遐迩。他少年时忧国忧民的志向和故事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从十七岁开始，他正式从师攻读经学诗文，决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二十九岁那年，初试失利。其后，他边聚徒讲学，半工半读，苦读备考，历经十五年的屡败屡战，终于大器晚成。

绍兴二十七年（1157），他已经四十六岁。宋高宗主持殿试，亲擢王十朋为状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鸣惊人天下知。别人怀宝剑，他有笔如刀，成为宋孝宗和宋光宗两位皇帝的老师。入朝为官后，他一直力主抗金恢复中原的政治主张，与宋高宗为主的议和派尿不到一个壶里，被排斥回乡。宋孝宗即位后，王十朋仍不改主张，但与宋孝宗的抗金思路合上了拍。后来，王十朋在泉州做市长时，德能勤绩廉各方面都甚佳，群众评价很高。乾道五年（1169）冬天，当王十朋卸任离开泉州时，人民群众自发站立在街道两旁，依依不舍，涕泪横飞，苦苦挽留。有些人甚至采取极端做法，把他必经之路上的桥梁拆断，逼他留下，他不得不绕道“逃”走。后来，当地百姓重新修复桥梁，名为“梅溪桥”。

宋代的科举制度，使贫寒庶族可以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王十朋就是这一制度的获益者。“我岂不欲仕，时命不吾与。”读书改变命运，参加科考十五年，在四十六岁高中状元，为时不晚。作为一位乡村少年，要说应该珍惜这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可王十朋不这么想。他明确表示自己读书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科考，而是为求道。“读书不知道，言语徒自工。求道匪云远，近在义命中。吾儒有仲尼，道德无比崇……孰识孝与弟，理与神明通。为臣不知此，事上焉能忠。”（《畋亩十首·其三》）明理孝悌，为臣尽忠。加强自身人格修养的完善，向孔子致敬，才是读书之正道。“我家素孤寒，金玉苦无储……性情乃良田，学问为耘锄。”（《和韩符读书城南示孟甲孟乙》）家里贫穷如洗，但读书是为了更好地修身养性，并为自己身后留下清白的名声，不能让后人非议自己。“兀兀窗下士，笔耕志良苦。黄卷对圣贤，慷慨深自许……贪荣无百年，贻谤有千古。丈夫宜自贵，清议重刀斧。”（《畋亩十首·其八》）以圣賢为师，淡泊名利，千万不能让自己遗臭万年。这就是王十朋同学的“论读书与自我修养”。

“君子之学，求于为己而已，初无心于求用也。学既足乎已用，自藏于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无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资，遇其当可用之时，著其能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归之于天，而有所不顾恤焉。”每个人为了自己开始读书，而后是为了致用。一旦有了用武之地，就要不负韶华，大干一场。但当自己不被重用时，皆是天意，不要有任何怨言，一定要修炼好自己的心性，乐天认命，必有福报。“君子之道有三。其未达也，修其所为；用其既达也，行其所当用；不幸而不遇，则处其所不用。修其所为，用则能尽已；行其所当用，则能尽人；处其所不用，则能尽天。”（《君子能为可用论》）作为一位读书人，王十朋明白自己为什么而读书，努力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君子，尤其是当读书人不受重用、人生失意的时候，更需要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不用之用”，把自己放在恰当的地方，不怨不伤，乐天知命，其精神境界确实高于一般读书做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