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按】：2023年10月7日，爆发了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袭击以色列事件。当我每天追踪事态发展，在中东地图上寻找冲突以及风暴所波及的地名，加沙、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土耳其……都会发现一个名叫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一般简称为T.E.劳伦斯）的年轻英国人百年前留下的身影。
T·E·劳伦斯，又被称作“阿拉伯的劳伦斯”，是现代中东的主要缔造者。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阿诺德·J 汤因比就着迷于这个“有点调皮”的年轻英雄，用“伟大”来定义他所观察和理解的劳伦斯。
一个二十来岁、毫无从军经历的牛津学者因缘际会，在“一战”中策动、谋划、参与领导了一场浩大的阿拉伯民族大起义，改变并塑造了现代中东历史。他的遗产和遗憾，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他所预见的种种，也一一成为令人伤痛的现实。
现代中东的格局主要是英国人创建的，年轻的劳伦斯则是英国政府在中东战场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在和阿拉伯起义者的并肩战斗中，他找到了超越帝国代理人的巨大使命感，并为之付出了全部的个人努力。他也因此被阿拉伯人尊为民族英雄和解放者。
百年以来，中东地区由和平、冲突、流血、仇恨交织而成的动荡史，让人隐隐感受到背后那股左右一切的神秘力量——它似乎远远超越了劳伦斯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个人英雄悲剧，甚至今天我们的立场、价值以及判断。
就让历史本身来说话
1920年的一天，伦敦西敏寺一座私宅里，T.E.劳伦斯正沉浸在战争回忆录的写作中。一年前被逐出巴黎和会后，这位声名响彻英伦的“一战”英雄正挣扎于持续的抑郁中，只有写作才能让他暂时从绝望的沼泽中拔脱出来。
寂静被一阵铃声打破，是从伦敦白厅打来的电话——对方是将出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想邀请劳伦斯来协助自己处理中东事务。这位五年前因中东战场失利而沦为“政治贱民”的争议人物东山再起，正想办法处理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团乱麻。
“一战”已结束，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和平没有到来：在巴勒斯坦地区，得到英国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升级为流血冲突；更严重的是在英国控制的产油区伊拉克，爆发了全面的反英起义，有上万人在流血中丧生。
盟友们也没好日子过——在外约旦的沙漠里，来自哈希姆家族的阿卜杜拉王子一直在凶狠地进攻控制叙利亚地区的法国人。几个月前，法国人刚用武力从这个家族的另一位王子费萨尔手中强夺了这块地盘。
1919年6月，争吵了半年之久的巴黎和会画上句号。在被胜利者瓜分的中东，到处是仇恨、流血和冲突。
尽管遭到劳伦斯的拒绝，丘吉尔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这位未来将跻身于20世纪最重要政治家之列的不凡人物清楚：“阿拉伯的劳伦斯”是解开这一团乱麻的钥匙。
这两个都不走寻常路的“政治贱民”即将携手塑造中东历史。
聪明的“私生子”
他是一个爱尔兰贵族与情妇私奔的结晶。
为了躲避社会压力，劳伦斯的父母隐姓埋名避居乡下，频繁搬家，几乎不与周围邻居来往。直到为了五个儿子的教育和前途，才大着胆子搬到了热闹的牛津郡。
在老师眼中，这个男孩非常聪明，性格安静，喜好书籍，但又热衷搞恶作剧。他尤其喜欢玩各种测试自己极限生存忍耐力的游戏，譬如不喝水、不吃饭、不睡眠，凭意志力总能坚持到昏厥崩溃的地步。牛津公立学校校长回忆说：劳伦斯和同龄男孩很不一样，颇有些古希腊斯多葛派的作风，“对肉体的愉悦和痛苦都不在意”。
少年劳伦斯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痴迷于中世纪骑士文学，对军事史和考古感兴趣。每到假期，他会和好友骑着自行车探索英格兰的古迹，还到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当助手。他后来考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主修历史。大学期间，他曾骑行2400英里考察欧洲的古城堡和军事遗迹，一路风餐露宿到地中海。
1909年1月，为了搞清楚中世纪军事史上的一桩学术公案，他單枪匹马到叙利亚地区考察。在烈日之下，他从贝鲁特出发，穿过黎巴嫩群山，到达巴勒斯坦北部；三周后返回贝鲁特，再北上继续更为艰苦的考古。回来后撰写了论文《12世纪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军事建筑的影响》，获牛津最高一等优秀奖。此外，还被授予一笔用于研究生阶段的奖学金。
1910年，大英博物馆启动对今天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地带的卡尔基米什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
劳伦斯担任初级助理，并很快成为挖掘现场负责人，管理两百多个当地雇用的工人。他做得很出色，平时常用阿拉伯语和工人们聊天，到他们家拜访、做客，记录下他们的民间传说、家族内部和部落间的结构关系，以及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工人们对这个年轻的欧洲人也很有好感，因为他是真正尊重他们的习俗、文化，也乐于接受款待。
可以说，在当时，没有比劳伦斯更了解叙利亚地区的西方人了。
在卡尔基米什，劳伦斯和一个13岁的叙利亚少年形影不离，非常亲密。这个在回忆录中被他唤作达霍姆的少年，真名赛利姆·阿赫迈德，即劳伦斯把战争回忆录《智慧七柱》献给的“S.A.”。达霍姆聪明俊美，脸上有两个深深的大酒窝，笑起来天真灿烂。
除了学者的好奇心，劳伦斯在与当地社会的接触学习中，对近东文化产生了真正的欣赏和敬意。他开始反思西方关于“西方启蒙和教化落后民族”那种傲慢的帝国主义意识。
作为真正深入叙利亚腹地的学者，劳伦斯已清楚地看到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的大势。
当时，统治阿拉伯半岛四个多世纪、疆域横跨亚非欧的奥斯曼帝国已步入黄昏，被人称为“欧洲病夫”。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国际商贸的发展，奥斯曼面对的国内外挑战越来越多。在外部，经历工业化的欧洲诸强在不断地蚕食着它的领土和主权。
在帝国内部，推动改革、要求现代化的力量也一直存在。1908年，一群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年轻军官发动政变，逼迫哈米德二世恢复议会宪法。1913年，该党的民族主义激进派掌权，建立了以“三寡头”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独裁体制，他们把改革方案调整为推行现代化、保卫伊斯兰以及泛突厥主义，以争取团结帝国疆域内的每个群体。
然而，在一个多语言多族群、社会构成异常复杂的庞大帝国里，任何一项改革纲领都不可能安抚到所有群体：世俗化的努力大大激怒了人数众多的传统穆斯林；鼓吹泛突厥主义又让非土耳其人的其他族群，如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心生芥蒂……
此刻，年轻的考古学家醉心的，是脚下的土地、工作、友谊，还有爱情。当他决心把未来四五年都投入对古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时，坏消息传来：大英博物馆项目经费已耗尽，发掘工作必须暂停，直至有新的资金。
但有另一个工作的机会：受一家基金会资助，英国皇家工兵的一个特遣队要对巴勒斯坦南部的寻漠地带进行一次考古探险，要招募两名考古学家，问他们是否有兴趣。
劳伦斯和同伴欣然接受了。尋漠在今天以色列的南部，据《旧约》记载，它是古犹太人在先知摩西带领下出走埃及、旷野流浪四十年的最后停留之地。
聪明如劳伦斯，他很快就猜到这个打着基金会名义的探险行动，实则是一次秘密军事地理勘探。当时，英国出兵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及西奈半岛的缓冲带，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因此一直很紧张。到“一战”爆发，因为担心奥斯曼人一旦和德国结盟就会进攻埃及、夺取运河，英国人想摸清楚苏伊士运河东侧缓冲带的另一侧——从巴勒斯坦海岸东南到亚喀巴湾之间的沙漠地带的情况。
负责这次行动的是英军上尉斯图尔特·纽科姆。他对这个毫不在意享受、忍耐力惊人甚至到受虐狂地步的牛津学者产生了好感，对他的怪癖印象尤为深刻——总的来说，劳伦斯是个生性极为羞涩的人，但是一旦有人企图阻扰或糊弄他，他就会变得坚决而大胆。在寻漠探险途中，因为处处受到奥斯曼军警的监视、阻挠，劳伦斯把这种带着孩童恶作剧般的突破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战”爆发后，他把劳伦斯带进了英军在开罗的军事情报机构。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同年10月，刚满26岁的劳伦斯被派到英国总参谋部地理科担任地图绘制师。
置身于帝国的军政高官之中，这个自负的年轻人依然一副邋里邋遢、自由散漫的样子，对各种规章制度漠然视之。在他眼里，这些装腔作势的高官统统是腹中空空的傻叉。
因着一位将军想让有身份的军官给自己做汇报，劳伦斯戏剧性地被提拔为少尉。但他渴望的是到前线一展身手。劳伦斯身高不足1.65米，低于英国陆军最低标准，所以唯一能上前线的机会是需要他的特殊才能的地方——中东战场。
1914年11月2日，奥斯曼帝国最终加入同盟国，正式参战。12月15日，劳伦斯坐着一艘法国汽艇来到开罗，到纽科姆领导的军事情报单位报到。此时的开罗喧嚣嘈杂，已是“一战”中人员、物资的重要中转枢纽，几十万来自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属殖民地军队从这里开往欧洲战场。
“欧洲病夫”的百万裂缝
在开罗的英国情报机构里，劳伦斯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为伦敦高层撰写描述奥斯曼帝国地形地貌、文化和民族构成的报告。
多年深入叙利亚社会的经历，让劳伦斯看到了这个老帝国内部的无数裂缝——在土耳其人过往鼎盛时期凭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疆域里，存在着很多根本不想和这场战争扯上关系的族群；他们本来就对土耳其统治者充满怨恨，战争使得这种恨意越发加深。在这个帝国中，人口最庞大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后所推行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激怒了控制阿拉伯半岛汉志地区的宗教政治领袖侯赛因·伊本·阿里。他是著名的哈希姆家族的头领，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世代守护麦加圣地。作为“圣裔”，侯赛因是伊斯兰世界里地位最崇高的宗教领袖之一，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双方关系越发恶化。对官方发动的所谓“圣战”宣传，身为宗教领袖的侯赛因保持沉默；奥斯曼帝国要求他派兵助攻夺取苏伊士运河，他也只是派次子阿卜杜拉带领一小队人马敷衍了事。
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的1914年2月，阿卜杜拉借着到访开罗的机会，拜会时任英属埃及总督的基钦纳勋爵，他试探性地问：如果汉志地区爆发阿拉伯起义，英国会作何反应。基钦纳小心地回避了。
直到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后，出任英国陆军大臣的基钦纳立刻给开罗发了一份密电，让老部下斯托尔斯派人跟阿卜杜拉秘密接触，去摸清侯赛因的真实态度。这一回，侯赛因谨慎回复说自己会保持中立，但同时暗示：如果英国人提供外部援助，同时保证不干涉阿拉伯的内部事务，他也许会率领他的追随者发动起义。
这让基钦纳非常高兴，他给侯赛因的信里写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与高贵的阿拉伯人为友。”
得知这些秘密来信后，劳伦斯感到宛如“神启”——到开罗后，他一直在研究在叙利亚地区发动阿拉伯起义的可能性。中东战场离欧洲路途遥远、获得的资源相对缺乏，因此劳伦斯认为英国需要采取一种非常规战争，即利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社会、民族矛盾和分裂，与其中的不满分子联手，帮助他们发动起义来颠覆土耳其的统治。
重重密约里的起义
从1915年7月至1916年1月，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即“麦克马洪线”划定者）秘密地往来信函，就合作进行讨价还价。而叙利亚地区的几个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也在暗中联络侯赛因，希望联手发动起义抵抗土耳其人，由英国提供支持，并以他为起义的精神领袖。
但让侯赛因最终决定倒向英国的，是一则流言——当时传闻君士坦丁堡方面有意废掉他，让扎伊德家族的首领取而代之。1916年5月6日，奥斯曼“三寡头”之一的杰马勒帕夏在大马士革公开处决了21名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侯赛因派其子费萨尔去说情，遭到拒绝和恐吓，这让他越发加重了对未来命运的不安感。
在这些秘密通信中，英国人向侯赛因保证：如若他率军协助英军的中东战事，战后英国人将协助他建立一个地处埃及和波斯之间，但不包括科威特、亚丁及叙利亚海岸地区的阿拉伯帝国。
但是，麦克马洪在信件中还插入一个不起眼的条件：这些承诺仅在“英国可以自由决断，而不危害其盟友法国的利益时”生效。其中，有关巴勒斯坦的部分未被谈及。
当法国得知英国和侯赛因在商谈密约，立马提出了权利主张。
1916年1月，一位贵族出身、名叫马克·赛克斯的“业余政治家”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伦敦达成一份关于战后中东愿景的草案，后来在俄国的彼得格勒正式签署，史称《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这份秘密协定，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被大致限制在阿拉伯半岛的荒漠里，法国直接控制大叙利亚，英国则占领产油的整个伊拉克；另有两块飞地，侯赛因所治的汉志王国以北、其余内陆的全部地区为“半独立区”，则由英、法间接控制；而巴勒斯坦则是“国际共管区”，将由英、法、俄三国共同管理。
这一系列“乌龙”事件究竟是如何在默许中一步步成为既成事实的，历史学家们至今还为此争论不休。总之，英国政府分别和阿拉伯人、法国人签署的这两份内容互相矛盾的承诺文件，将为中东未来的动荡不安埋下祸根，也因此把劳伦斯推向古典悲剧般的个人命运。
1915年6月5日，在圣地麦加，侯赛因·伊本·阿里爬上了宫殿里的一座塔楼，用一支旧火枪朝城内的土耳其要塞开了一枪。当日，他的两个儿子阿里和费萨尔率先行动，1500名阿拉伯骑士在麦地那对空鸣枪。之后，侯赛因的追随者在汉志境内朝土耳其驻军据点发动了袭击。
侯赛因向全世界穆斯林发表宣言：公开谴责土耳其当局“迫害和屠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背离伊斯兰教精神”，并宣布阿拉伯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他自封为汉志王国国王。
中东现代史上著名的“阿拉伯大起义”爆发，以劳伦斯为主角的舞台正式启幕。
拥立君王的“兔崽子”
“阿拉伯半岛的炽热，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打得我们张口结舌。”1916年10月16日的晨光中，当劳伦斯陪同英国驻埃及东方文化秘书前往侯赛因起义后控制的重要港口吉达时，他在日记里记录下这一刻的感受。
踏上汉志之前，他心中已为阿拉伯起义设计了一个新航向，以及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定位——“为起义寻找尚不为人知的主宰灵魂，并测量他将起义推进到我为之设想的目标的能力。”
侯赛因打响了第一枪之后，起义军和奥斯曼军队经过一个月的血腥巷战，进入僵持阶段。而且，麦加神圣守护人的首义，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在阿拉伯半岛上激起更为广泛的民族起义，在叙利亚和其他地区都没有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