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杨先让马上就要94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

采访那天，我们刚走进楼道，就看到他站在门口，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他步伐稳健，精神矍铄，烧水倒茶亲力亲为，记忆力惊人——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哪幅作品在哪本画册，并迅速翻到那一页。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画室度过的。不大的画室被分成两部分，一边是书桌，用来抄古诗词、古籍，也读书、写文章。桌上有些乱，摆着书、笔筒、台灯、照片、词典等，还有高高一摞蓝皮线装本。他每天早起做早餐，饭后便坐在这张书桌前抄书，已经抄到了第八十八册，封皮上写着《宋词选录》。

画室的另一边，是一张大画桌，用来写书法、画画。他最近热衷画牡丹，墙上挂着的那幅，画于前不久北京的一个雪天。一眼望去，牡丹在墙上大朵大朵地开着，有白，有粉，也有红，花团锦簇。画的上方，杨先让还仿王冕的梅花图，题了一首小诗：吾家小院有牡丹，箇箇（个个）花开传神气，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愿清香满乾坤。

“我的小院里种了10棵牡丹，北方的品种，容易栽。”杨先让对我们说。现在是冬天，玻璃窗外的小院略显凋敝，只能想象一下花开时节的热闹了。

再回过身，视线上移，则看到书桌上方的墙上正挂着两幅版画。一幅是《懷念我们的周总理》，一幅是《鲁迅与〈可爱的中国〉》，都是杨先让的作品。最让人意外的是，画室左侧的木柜，上面凸凹不平，仔细辨认才发现花纹也是一幅画。向老人打听，那柜子竟然是版画《大庆会师》的木板拆后打造的。

版画，是杨先让漫长艺术求索路上的一站。版画之前，有油画、水墨，版画之后，是民间美术。上世纪50年代，他与木刻刀结缘，刻《武汉之夜》，也刻北京《春日》；刻《延安组画》，也刻《大庆会师》；刻名人、伟人肖像，也刻民风民俗……以刀为笔，为那个时代留下生动的印记。2023年年末，他出版新书《刀与木：我的版画之路》，“算是对我60余年版画创作的总结，也算是对人生的一次回望”。

“本来想当演员，却成了画家”

杨先让的艺术历程，都没什么计划或者明确的目标，“很多都是想不到，而走到那一步了”。

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1930年，他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中原村，祖父在仁川经营绸缎庄，父亲在哈尔滨开油坊工厂，叔父是英美烟草公司奉天总代办，家境殷实。父亲爱好书法，热衷收藏字画，“每年两次，将那些字画拿出来，晾晒、欣赏”，算是少年杨先让的艺术启蒙。

“我从小功课不好，书背不出来，算术也算不好。稀里糊涂喜欢上艺术，喜欢画画、唱歌跳舞。”杨先让说。17岁时， 他就曾导演过话剧《雷雨》，出演二少爷周冲。

1948年，杨先让揣着一封给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的介绍信，准备考南京国立剧专。路经北平时，遇到同乡，经不住鼓动，在突击了绘画的基础知识后，考入了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上了美术系，依然爱“玩”，成了文艺骨干，还当上了合唱团、舞蹈队的“头儿”，他和妻子张平良就是在舞蹈队相识、相爱的。

杨先让至今还记得一件“特别骄傲的事”。1950年初，学校校庆晚会，院长徐悲鸿出席，郭沫若和欧阳予倩也都在台下观看演出。杨先让和同学演了一个小歌剧，下了台，还没卸装，就有同学跑过来说：“院长叫你们，到前面见个面。”

过去之后，中戏院长欧阳予倩说：你们演得好，到我们那里去吧！徐悲鸿着急了：这怎么可以！快走快走！“本来想当演员，却成了画家，真有戏剧性。”在杨先让的记忆里，徐院长人很好，还送过他电影票、戏票。后来，他怀念院长，刻了一幅版画《徐悲鸿》，还写了《徐悲鸿》一书。

从美院毕业后，杨先让被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绘制宣传画和年画。他每年都下乡作画，背着笨重的油画箱，画油画、速写，也画水彩。1955年春，他到河北乡下写生，画了一套反映农村合作社新气象的黑白组画，在《连环画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