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我耽搁了的艺术家
作者 李星锐
发表于 2024年1月

1995年4月28日正午,我妈在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把我生了下来。

做妈妈之前,她在工厂里做工人。生我以后,她被以在家带孩子不方便上班为由,下了岗。

1997年,我两岁。爸爸一个人在工厂里拿到的薪水,没法支撑我们一家三口的开销。妈妈决定出去找点事干,挣些外快补贴家用。打听一圈后,她包下菜市场里的一个柜台,卖起了童装。

每周两次,她得深夜两点起床,坐大巴车去往武汉的汉正街打货。凌晨坐车去武汉的,大多是脏兮兮的中年男人,或者嗓音洪亮的肥胖女人。妈妈那年28岁,头发染成时髦的栗色,个子矮小,总被错认为哪个乘客的孩子。车程接近两小时,她打完货后,八点多再坐车回黄州,往柜台上摆新进的童装。

有一次,她在汉正街给我外婆和我爸一人买了双棉拖鞋,回程的车上,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大概是被小偷顺手摸走了。妈妈越想越委屈,忍不住在车上哭了起来。周围的人都侧目望着她,指指点点,以为小姑娘被什么人欺负了。

一年半以后,童装生意越来越难做。我爸申请了厂里的外派,去上海总部待两年,工资也提高一点。妈妈便卖掉了摊位,做起全职家庭妇女。

2001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爸妈终于下定决心,借了点钱在江堤旁边买了套房。选在那里一是因为价格便宜,二是因为街对面就是黄冈市图书馆。他们想给我提供一个好点的学习环境。

爸爸依然经常出差,我妈接送我上下学的间隙,便去图书馆逛上两圈,挑几本小说借回家看。

小学时,一到放学的点,我就特别期待在窗口看到我妈。因为和别的家长比起来,我妈打扮时髦,看起来年轻漂亮。

有一次,我跟她讲,同桌女生夸她好有气质。妈妈说“哪有哪有”,却捂着嘴笑了起来。

之后妈妈每次来接我,都要精心打扮一番,衣服也换得更勤了些。

某个夏天的傍晚,妈妈穿着一件新买的黑色T恤来接我。T恤后面是透风的纱网,隐约可以看见背部。我和妈妈走在一起,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回家以后,我对她说:“妈,以后别穿这件来接我了,我感觉不太好。”

妈妈愣了一会儿,小声说了句“好”。

第二天,妈妈把那件新买的衣服剪破,当成了家里的新抹布。之后每次来学校,她都穿得和其他家长一样,站在人群里,再也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我上五年级时,我爸也下岗了。他决定去做他几年前不甘心干的工作——乒乓球教练。而妈妈担心我爸一开始收入不稳定,就在她一个当小学老师的朋友那里,争取来一份编教材的兼职。

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教材,要找好模板,自己编写和画图。那段时间,晚上我在书桌前写作业,我妈就搬个椅子坐在我身后,再拿块板子垫在床上当桌子,每天写写画画。我问她:“你还会画画?”妈妈说:“那当然。我小时候画画可好了。看不出来吧?”

教材有时候要得急,她就通宵写。我家只有我的房间里有一个书桌,她怕打扰我睡觉,把灯光调得很暗,让我用被子蒙住头,她就在昏暗的书桌前坐一整晚。有时低血糖犯了,扑通一声,昏睡在桌前。我醒过来,把她摇醒,她出去喝杯水,洗把脸,回来继续写。

本文刊登于《视野》202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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