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节奏如驰的医院，一舟是个不入群的女孩。单薄的她，穿着同样单薄的T恤和牛仔裤，绑一根麻花辫，发丝被㿠白的日光灯氲出毛茸茸的边沿。她安静地坐在血液内科候诊区最后排的角落里，蜷着腿，手里捧一本卡通记事本，不说话。

那天，我带着一份紧急会诊邀请，从另一个院区的病房赶来，请血液内科的医生协助评估病情。我看到一舟的胳膊，臂弯处凿满针眼。我瞥见她有些苍白的脸和嘴唇。她十六岁。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白血病——好发于少年儿童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门诊医生调取了一舟的病历。意外的是，并没有白血病的征兆。血常规的结果也只有一处异常：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绝对值减低。“是恶性疾病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像。”

我们继续查阅了一舟的其他检查结果。我惊讶地发现，在短短半年里，她竟然先后做过二十余种检查，且有些项目做过不止一次。

一舟的手指在发抖，嘴角微微抽搐。她的母亲站在旁边，几次欲言又止。确认其他的检查都没有异常，我刚要解释，一舟忽然哭了。

“我要做穿刺，”她抽噎着说，“我一定是白血病，请您给我开检查。”

“没有证据指向白血病，”接诊医生皱起眉头，“大概率是感染。”

“我必须做穿刺，”一舟拼命地摇头，“给我开检查，我不怕痛。”

“听医生的话。”她的母亲说。

一舟缩在凳子上，浑身颤栗。她张开嘴，开始大口呼吸，好像喘不过气似的。

我把一舟的母亲喊出诊室。关上门的刹那，她也哭了，略显佝偻的脊背靠在门框，双手捂住脸颊。我认真地打量着她——面前是个约莫四十岁的女人，矮胖，绾发，发胶在灯下折出不协调的高光，穿一件发皱起球且不合节令的大衣，手背上青筋遍布，白色的纹路嵌进皮肤，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爬满瘢痕，关节弯曲，像一台老旧的水车，随着动作隐约呻吟。

片刻，她做了个冗长的深呼吸，手掌捋过额头和鬓发。几缕垂落的发丝被发胶短暂地固着，须臾又垂下来，在她皲裂的唇边，随着鼻息轻轻地晃。

“孩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问。

“哪里都不舒服。”她苦笑着说。

“具体是什么表现？”我继续追问。

“有时肚子疼，有时腿没力气。”她说，“还有心慌。”

顿了一顿，她接着说：“她上网查过很多专业资料，懂得不少。”

“病毒感染也会导致这个指标减低，但过几天就会恢复。”我继续解释道，“最近换季变温，学校人流量大，容易发生感冒流行。”

她揉了揉眼，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着。

半晌，她再次深呼吸，鼓足勇气，嗓音喑哑。

“去年秋天，孩子就休学了。”

二

我用工作微信添加了一舟的母亲为好友。

她的头像是一只航行在海面上的帆船，昵称叫作“山川”。

我再次看见一舟的时候，是在精神科病房。那段时间，病房里住着很多年轻的患者。工娱室里，常有十几岁的孩子在剪纸、画画。间或，也会骑动感单车、打乒乓球。护士站旁的墙壁上悬着一块正方形红漆木板，上面拓印着金色的倒“福”。木板旁边，挂着一串千纸鹤形状的琉璃风铃。每每有孩子出院，经过护士站时，总要摇晃一下。

叮铃——

他们说，这是胜利的号角。

一舟仍然不入群。我接管病床的时候，她独自蜷坐在床上，披散着长发，怀抱那本卡通记事本，安静地望着墙上的一幅水彩画。

那幅水彩画，是上一个住在48床的病患画的。她十七岁，已经在抑郁中挣扎五年。水彩画中，是一簇勾勒精致的雏菊，七八朵，白瓣黄蕊，各自矜敛地张扬。花枝下面是赭色的泥土，荆棘丛生，笔触粗糙遒劲。她在出院的前一天画了这幅画。随后，这幅画被装裱起来，挂在48床对面的墙上。

这是一间单人病房，故而更宽敞些。一张病床、一张陪护床、一座床头柜、一台沙发、一方袖珍的小木桌。窗户向南，总是整洁明净。上了锁，只能打开一条巴掌宽的窄缝。米色窗帘上，细腻的针脚绣着鸢尾和黄莺。

也许还在生气，一舟并不愿意和我说话。我很无奈。那天我向她母亲建议去精神科就诊的时候，她先是惊愕，旋即恼怒道：“你竟然说孩子是精神病？”

一舟的入院初诊是焦慮症。她的母亲还是与前日相同的装束，只是没打发胶，发丝愈显猖獗。陪护期间，她常站在工娱室外，或者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