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族以生产包装纸箱为业。早年，父亲和叔叔、姑姑凑钱，在故乡河流的上游买了一块地，建起了七八间二层厂房。刚开始利润颇丰，那一个又一个重量以吨位计算的纸筒从车上被扔下时，无异于一次小型地震，让厂房地面抖了几抖，也让老旧砖瓦房里的邻居捂着胸口叫“皇天”。工人们，则在河里清洗着一个又一个丝印网版。

丝印网版，是印刷行业一种常见的工具，用于印制纸箱上各种颜色的文字、商标符号与花纹。简单的流程就是，先在网版上刻出客户要求的款式，再把刻好的网版放在空白的包装纸箱上，用橡皮刷蘸上油墨，满屏刷上一二遍，渗下油墨即可。全程力道要均匀。常见的油墨是黑、蓝、红三色，有时候需要几种颜色套印，相对来说难度就要大一点点。

童年的我就这样站在河岸，看着黑色、蓝色的油墨，如诡异的乌云、黑棉絮，悄无声息地融入清澈的河水，内心会升起一股恐惧与战栗。最可怕的要属清洗丝印网版上的红色油墨，几乎就是一次凶杀碎尸现场。不远处，农妇们正在河埠头清洗衣服、杀鱼，她们一语不发，眉头都有怒色，而我更担心河中的鱼虾河蚌，会不会安然无恙？

故乡的河里，最常见的，有被我们称为“白龙”的杂鱼，这种杂鱼，钓鱼的人是不要的，只沦落为喂鸭子的待遇；“白龙”又很贪吃，常常去吃鱼饵，被钓鱼的人钓起之后，往往会被厌恶地丢回河里。也有被我们称为“乌错石”的叉尾斗鱼，这是一种交错着红黑花纹、最廉价的观赏小鱼，却被我们这些小孩视若珍宝，我们常常会把它们抓来，养在玻璃罐里，再放在灶王爷面前慢慢地看。也有鲫鱼，这是钓鱼的人最喜欢的鱼（鲫鱼有一麻烦处，特别考验农妇厨艺，如果烧不好，会有河泥臭）。偶尔还有鲤鱼，也有河蚌。有一年河水突然浅下不足一米，孩子们都开心坏了，纷纷下河，带着渔网，排成一排如篦梳状，一米一米收割过去。我稚嫩的双脚就踩中了一个碗口大小的河蚌，拿回家撬开，先看看有没有珍珠，有没有美丽的蚌精？确定没有珍珠，也没有蚌精，再煮了，鲜不可言。

在我读中小学的这几年，故乡的印刷厂、车床作坊越开越多，河流也就变得墨黑墨黑，最后连全温州的河道都墨黑墨黑了。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心安理得，既往不咎，良心蒙尘了。当然，如果说真要清算，故乡河流变色，有一份“功劳”是要算在我的家族头上的，即便再造几条桥，都很难功过相抵。有一年，父亲出资在厂门口的河上搭了一条竹桥，方便两岸村民过河（另一条为水泥桥，在几百米外下游的村口）。但是没过多少年，在村人的踩踏、流水的腐蚀和污气往上“蒸”的共同作用之下，竹桥慢慢破损，最后彻底消失在河流里。

从印刷业起步，父亲辛苦了一辈子，先后营造过七处房子。父亲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故乡就是他的圆心，仿佛手持一把散弹枪，“砰砰砰”，向市区方向开了三枪。我们兄姐弟仨人，就像父亲枪管里三颗滚烫的子弹，一一离开了生养我们的土地。由于火力不同，三颗子弹的落点也是不同。

父亲分别在市区新城和靠近市区的龙湾蒲州街道为我哥和我买了房子。我的房子为什么不在市区？那是因为后来房价的涨幅远远超出农民出身的父亲的想象与能力，把大哥安置到市区之后，父亲退而求其次，只能把我安置在“郊区”，让我骑墙于故乡与市区之间。坦率地说，我对父亲不能端平两碗水，早年心中有意见；另一方面，市区像烙大饼一样越烙越大，市区和郊区的地理界线日益模糊，我对父亲的意见也就如故乡河流上方那条倒塌的竹桥，无从谈起了。

在官方语言体系里，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都属于温州市区，“三位一体”，抱团成长；在龙湾民间的观念里，只有市府所在地鹿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区；而在老一辈温州人的心目中——有朋友用手指为我画了真正老温州“城里人”的生活半径——那只是由曾经总长18里的城墙围成的更小区域：“城墙有七道门，北边城墙沿着瓯江，当年宋朝皇帝赵构逃难海上，在江心屿住了一个月，跨过瓯江进入温州城，他在城里住过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万岁里’。你哥现在住的新城，早年属于远郊，白日里走兽出没。”多么荣耀而辉煌的温州老城。现在这道美丽的城墙，也早已彻底坍塌在时光之中了。我想，无论父亲如何用力、枪法再好，也永远不可能把三颗子弹中的某一颗送进老温州城区范围。

我的住所离故乡其实也只有十几公里。这几年，我和大哥偶尔过故乡，也只是打尖，基本不住“店”。不管天色多晚，我们都要驱车带着妻儿回“市区”各自的家。父母长久地倚在门口，向我们的车子挥手告别，他鬓角边的白发，在风中飘扬。

二

表弟开了一间小小的淘宝店，卖电动剃须刀之类的小电器。办公室和仓库，就窝在家族厂房空置的房间里。

2021年的夏天，表弟站在故乡黑水河边，两株樟树前。田间是一片绿色，不远处，一座青瓦重檐歇山式宗祠模樣的宏伟建筑露出一角，飞檐斗拱，骄傲自负。满树的蝉，在天地之间无休止地切割、打孔、刨着钢花，吱——吱——

他录了十几秒的路边蝉鸣，用手机发给我——乍一看，很像宫崎骏电影画面——并留言说：“表哥，来老家听蝉吧。你不是作家吗？来故乡采风吧。”

来故乡采风，这真是一句很荒唐的话。可是，此时故乡的蝉鸣，让我突然有点思乡。我就在夏日的一天发动车子，回了老家一趟。故乡的景物，以二三十码的速度从我的车窗外闪过。多少人的回乡，充其量只是旅游。所有的旅游，都是一种相遇。殊不知，这种旅游中的相遇，也早已经是支离破碎、陌生游离、浅尝辄止的同床异梦。孤独的克尔凯郭尔说过：“旅游是一种愚蠢。”

我和表弟站在河边繁茂的野小蓬草中，以游客的心态看着这座我一直以为是新建的陌生建筑——王氏宗祠。

因为在河的下游开阔处，是一座有点年头的、乡绅王荣年曾主持过的王氏宗祠。宗祠门口是一座三间四柱石牌坊，每根石柱的顶端，都雕刻着一只与柱身等宽的石狮子；每根石柱前的石夹抱，有一人多高。石柱上满是坑坑洼洼的时光印记。几十年前，王氏宗祠曾被改建为乡村小学，我的大哥曾在这里上学，他的卷笔刀片，也曾用力地刮过宗祠牌坊的石柱。

那么眼前的这座类似的建筑当然就是新建的王氏宗祠了。它和下游的王氏宗祠是同样的建筑风格，门口也是一座三间四柱牌坊，每根柱子的顶端，也雕刻着一只与柱身等宽的狮子；每根石柱前的石夹抱，也有一人多高。只是，柱子是用更为简便的水泥浇筑，柱子四条棱漆上了黄边，每根水泥柱顶端的狮子，漆成俗气的土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