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我听说傅聪离世的消息，想到久未联系的傅敏一定会很悲伤。我约了时间去看望他。没想到他竟记不得我了。我只能与他太太陈哲明聊天。他坐在一旁不怎么说话。后来我们一起到附近的必胜客吃午饭。我看他吃牛排吃得很香，也很利索，想他身体应无大碍。他自言自语说：“陈丹晨，我记得这名字。”哲明说：“你来，我们很高兴。他现在记性不好。名字记得，就是想不起来。给傅敏点时间吧！”

那天回家，我不免有点忧虑。傅敏记性差不算病，但总觉得有点异样。后来听说他们移居上海，因与哲明加了微信，经常问候，互通信息，知道傅敏都还安好。有一次得悉我们共同的老友罗新璋謝世，哲明不忍心告诉傅敏，稍后他还是知道了，非常感伤。没有想到，今年五月，我从网上看到傅敏在上海仙逝的信息。就如杜甫诗所说的：“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想起我与傅敏许多年美好的友情交往，心中感伤不已。

结识傅敏还是缘起于傅雷。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傅雷译作，只要能找到就尽量争取多读。我的老师高名凯教授也曾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十九种，比傅雷的大概还多五种。但是傅译却风行一时，其原因是傅雷把翻译当作创作一样，把自己的学识、心灵、感情、生活积累都调动起来倾注其中。傅雷曾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译出一部中文“新”小说来。罗新璋后来总结为“译艺”。就是说，文学翻译本身应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但是让我更关注的是傅雷的死。那是在“文革”初期，听到这传闻时深深地为之震惊，也引起我的思索，为什么这样一位著书立说学问渊博于世无碍的学者会受到如此可怕的迫害。“文革”后读到他的遗书更使我震撼战慄。傅雷夫妇自缢之前竟能冷静到把后事一一细细交代，连当月房租、保姆工资、火葬费都分厘不差，不欠这个世界一分，真个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就这样清清爽爽离去，始终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尊严。我还知道“文革”前夕，风雨如晦，人们都已有不祥之感。傅雷却对友人慨然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就不准备再活了！”

于是，我就有意识思考关于他的思想、事迹，写了一篇《关于傅雷精神的反思》。还因为罗新璋与傅敏不仅熟悉，而且还帮傅敏做点整理校勘傅雷遗作的事，由此我也与傅敏有了交往，成了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