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汇文中学读书八年，初中高中各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一九六○年，我考入这所中学的时候，它已经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数字化的名字，遮盖了悠长的历史痕迹。它最早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所教会学校。

我报到的时候，还在汇文老校，老校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印象最深的是，校园里有一则汇文校训的醒目牌子，是当年蔡元培先生题写的手书：“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说实在的，当时，我并没有看懂，但是，蔡元培这个人还是知道的，他当过北京大学的校长，而北京大学的前身就是汇文学校。请蔡元培来题写校训，应该不简单，心里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面对着这则校训，看了许久。

如今，校名由二十六中又改回汇文中学。汇文中学，建校已经一百二十二年。一晃，不觉举头已是千山绿。

百年沧桑如海，只掬一瓢饮。

扁桃

我们学校的墙报《百花》，就是学校的文学杂志，尽管只短短存活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让大家引以为豪。

和当时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不一样，和如今专门给学生看的文学杂志如《东方少年》《中国校园文学》也不一样，它基本没有儿童文学所弥漫的孩子气，更像一本成人文学杂志。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百花》上面写文章的大多是老师，除语文老师写的阅读指导和散文小说之外，物理老师余朝龙在《百花》上开设有专栏“大科学家的小故事”，每期讲一个科学家的小故事，很受欢迎。学生在它上面写的文章，和一般的作文拉开明显的距离，大多创作的是小说散文，作者大多是爱好文学的高中生。如我一样的初中生，很少也很难在上面露面。它有自己的门槛。

我非常喜欢看《百花》。尽管它上面的文章水平并不能完全赶上正规的文学杂志，但是，由于是自己的老师和学长写的，会感到亲切，读起来有一种走进学校食堂里吃饭的感觉，而没有进饭馆的那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吃起来的味道便格外惬意。我特别爱读学生的文章，他们常会学着作家也给自己起个笔名。看到那些写得好的文章，心里很是佩服，总让我忍不住猜测会是哪个班的哪个同学写的，很有一种“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感觉，会萌生起见见这个同学的想法，向他讨教一下学习写作的方法。那时候，我是那样痴迷于文学写作。

大约是我读初二的第二学期，有一件事，突然在同学中议论开来，是说《百花》上高三同学写的一篇名叫《扁桃》的文章。这篇文章，我看过，大概意思是写他童年时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一直从小学到初中，两人都在同一所学校，考高中后，他考上了汇文，是男校，女同学考入一所女校，两人分别，彼此想念。写的是男女同学之间的友情，有那么一点朦朦胧胧的感情涟漪。我并没有完全看懂，只是觉得挺美好的。

问题出在了“扁桃”上面。记得文章中提到，这个女同学从小爱吃扁桃，有时候，男同学会买来送给她。已经过去了六十年，记忆中隐隐约约是这样的，也许会有偏差，但大概意思是差不太多的。不就是一个扁桃嘛，我没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超出我的认知，也超出我的想象，“扁桃”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同学之间的议论多了起来，却都是含混不清，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最后，我听明白了问题严重的根结，说“扁桃”形容的是女同学。为什么要拿扁桃形容女同学呢？拿扁桃形容女同学，又为什么成为了严重的问题呢？这在当时，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都是不解的，只有面面相觑。我们很想问明白，但找谁问呢？找老师吗？老师会瞪着一双疑惑甚至责备的眼睛，反问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

于是，扁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听说，写《扁桃》的这个高中同学，和同意把这篇文章登载在《百花》上的语文老师，都受到学校严厉的批评，至于最后怎么处理的，这位马上就要高考的同学，影响没影响到考大学，我就不知道了。事情很快就平息了，学校不想闹大，大家的兴趣转移了，紧张的复习考试也来临了，扁桃的季节，过去了。

一直到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有一位老师首先对文章发出质疑，认为扁桃象征着女性的性器官。这可不是小问题了，一个学生，居然将扁桃写成性器官，不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下作，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只是，我不知道，这真的是这位学长自己想到的象征，还是老师自己敏感的想象，从文学到道德到思想意识阶梯式的联想？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年，“扁桃”已经成为了无头案。

在学生时代，特别是进入高中的青春期，男女之间的情感，性的朦胧迷惑乃至冲动，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是在我们男校里，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对这样的问题，是讳莫如深的，只能冲撞在同学自己的心里。这位写《扁桃》的同学，或是隐晦曲折的表达，或是美好抒情的想象，无论哪一种，都是真实的。作为老师，可以引导，可以帮助，也可以批评，但是，首先要弄清到底是哪一种，而不能仅仅以成年人的思维先入为主地进行主观武断的判断。这样做，很容易把不是问题的事情，小题大做，一下子从青春心理上升到道德乃至思想问题，这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同学来说，伤害是极其大的，也是无法弥补的。作为老师，这是和知识与思想教育同等重要的问题。在我读书时的汇文中学，是重视同学的学习、思想与身体方面的教育的，但是，坦率地讲，学生青春期的情感与生理教育方面，是缺乏的，甚至可以说是空白的。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教育情势下，这不仅是我们汇文一所学校的问题。

在我读高三第一学期的那年年底，即一九六五年底，和我們班一墙之隔的高三四班，发生了一件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在全班同学的众目睽睽下，一位姓赵的同学突然被警察带走，最后以“猥亵幼女罪”被发配长春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