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化用传统笔记的体式进行小说创作酿成不小风潮，莫言《一斗阁笔记》、蒋子龙《人间世笔记》、贾平凹《山本》《秦岭记》、冯骥才《俗世奇人新篇》、李庆西《十八街碎事》、张大春《南国之冬》、阎连科《炸裂志》、孙慧芬《上塘书》、聂鑫森《花草之眼》、蔡测海《地方》《三川半万念灵》、霍香结《地方性知识》《铜座全集》、东君《东瓯小史》《面孔》、金仁顺《众生》、袁良才《思桐斋笔记》等等，接连发表或出版。从当代文学史的视野来看，这类创作也是其来有自，像莫言、贾平凹、李庆西等早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便是“新笔记小说”潮流的重要参与者，李庆西在《上海文学》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刊发的《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迄今仍是相关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文章所展现的问题意识和辩证思考，对于我们观照当下的笔记小说依然有不小启发。

何以对一些作家而言，笔记小说既意味着“寻根”，也指示着“先锋”？笔记小说何以不绝如缕地成为一代又一代作家攫取的富矿，甚至阅读和创作笔记小说成为个人或一个时代克服叙事危机的自省途径？这都提醒我们，不能把笔记小说单纯视为一种源自传统的叙事手段，也不能只讨论其因任自然、形散神凝的语言。传统笔记小说发轫于先秦，兴于六朝，而畅行于唐宋至明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杂史、诗话、游记、小品、志林、辨订、方志、箴规等多个文类都与笔记小说有交叉。其边界开阔，叙事融混，自由随意，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对于受现代西方文体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小说文体认知的定势思维而言，是不小的挑战，但更意味着变通和探索的契机，如张大春所言：“今世吾人所写的短篇小说也罢，长篇小说也好，原非本国固有……究其实质而言之：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论体制，论理念，论类型，论结构，论布局，论技术，皆由移植而来。真正的中国小说早已埋骨于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的章回以及汗牛充栋的笔记之中。”（张大春：《随手出神品——一则小说的笔记簿》，见《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

三十年后的今天，各类体式的笔记小说卷土重来，呼应传统“双创”之文化吁求，彰显作家用中国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自觉，因此依然要从小说文体返本开新的立场和全球文化对话的格局中去思考这一现象，并结合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探寻和作家文化身份的建构来加以理解。要弘扬中国叙事，首要是改变“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积习，激活传统，寻找“纯属中国”的话语资源。不过，通过“文體寻根”打开笔记小说的宝库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回炉再造中的升华。张大春特别称颂深得传统笔记之妙的汪曾祺，说他“非但不曾‘取用’笔记，甚至在‘打造’笔记”，点出笔记小说创化的关节乃在美学精神的汲取与当代意识的化合，绝非徒有形式的搬用，“一旦‘我们写小说的’把笔记当成‘材料’，‘取用’了笔记，也就尽失笔记之所以为笔记的妙处了”。由此，本文接下来将结合具体作品，从“物性”“地方”“史识”三个角度来讨论笔记小说的旨趣和在当下写作的意义，尤其侧重在它们借由“返祖”而展现出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及其叙事学和文体学的价值。

一

早在写作《老生》时，贾平凹便曾谈到《山海经》对自己笼罩性的影响：“《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在经过《老生》《山本》等的试练之后，《秦岭记》以备陈万物的笔法记载秦岭的山川草木、虫鱼精怪、物产物色，虚虚实实，好奇呈异，因果互生，阴阳相接，写法上直追《山海经》与《博物志》的传统。

事实上，作为一种叙事形态的“博物”观，一直贯穿笔记小说发展的始终，博物与叙事甚至“构成一种彼此互训的关系”，两者的结合让博物类的笔记作品整体上表现出“小说与非小说、现实载述与虚幻衍生等属性相容的趋向”，呈现出“怪奇与寻常、整饬与个性之对立转化的格局”。博物叙事最典型的特征是罗列名物、辨识名物，在“广闻见”“资考证”外亦表达一种追求共生的“齐物”思想，其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博物学的不同在于：其一，传统博物学所观照之“物”既包括自然万物，也包括风俗典制、民间传说、神仙方术等等，有更强的人文色彩，与西方博物学偏于自然志的科学记录迥异。中国古人推崇“博物洽闻”，看重“博物”之于个体素养的意义，所谓“博物君子耻一事之不知”，这背后亦体现了以物通义的文化心理。其二，传统博物学的认知规则和分类方式基于一种诗性的“混沌”思维，所以往往体系庞杂，标准不一，在给物的命名上也有鲜明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博尔赫斯杜撰过一本叫《天朝仁学广览》的中文著作，书中将动物做了“（a）属于皇帝的（b）涂上香料的（c）经过训练的（d）乳猪……”等奇怪分类。博尔赫斯的这本虚无之书是促发福柯写作《词与物》的直接根由，在《词与物》的前言部分，福柯说：“仅仅它的名称就为西方人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乌托邦储藏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的另一端，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化，它完全致力于空间的有序，但是，它并不在任何使我们有可能命名、讲话和思考的场所中去分类大量的存在物。”

以此来看《秦岭记》，若合符节。小说正文分为五十七节，以昆仑山祖为起始，为整个叙事奠定神人相通的基调，也自然把秦岭纳入《山海经》的天地秩序中。小说广收博采，“有点胡乱和放肆”地描写了一堆物事，但因为“背后的定数”在，其呈现依然是有机和浑然的。这“定数”是什么？那就是“中国人观照认知天地、自然、生命的思维”。

小说的第五十三则颇有意味。此则写上个世纪末，一个叫康世铭的到秦岭红鱼河一带的村寨采风，在一农家发现一本署名麻天池作的《秦岭草木记》。麻天池是民国时期当地的一个县长，此人“不善俯仰，仕途久不得意，常写些诗文排泄郁怨”。《秦岭草木记》不过三十页，前面所载是当地各种植物特产，写法上与《岭南异物志》《岭表录异》之类传统地理异物类的博物笔记很像，如：“诸葛菜，茎直立且仅有单一茎。下部茎生叶羽状深裂，叶茎心形，叶缘有钝齿。上部茎生叶长圆形，叶茎抱茎呈耳状。花多为蓝紫色或淡红色，花瓣三四枚，长爪，花丝白色，花药黄色，角果顶端有喙。”但后文内容则变了文风，像是一则则的感悟或箴言，诸如“草木比人更懂得生长环境”“读懂了树，就理解某个地方的生命气理”“树是一站在那里，就再不动，但好多树其实都是想飞，因为叶为羽状”“菟丝子会依附，有人亦是”等等，康世铭读罢，感慨万千。此中的关键在于：书中所记草木物产到底是为了认识世界还是感知世界？

有必要回到孔子那里，《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钱穆《论语新解》对此的解释是，“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这里由物及心，也正道出“博物”与“文学”链接的机缘，秦岭草木的实物是“感发志意”的审美源头。说到底，“物理”是“性情”之下的物理，而非纯然的学科知识观念。有趣的地方还在于，《秦岭草木记》前后不一的体例和语言风格，有意暴露此书的虚构色彩，却又对整个小说构成一种总括的意味，点出“生命气理”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