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曾刊发一位记者的文章，将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落户洞口县比作在这儿栽下了一棵“献给未来的树”，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我第一次见到谢璞老师时，还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那天，谢璞老师从长沙回洞口县老家，去洞口二中看望他在该校当语文教师的兄长谢虎臣。我与一些同学得知后，发狂般跑去校门口，要看看大作家到底是什么样。虽仅一晤，却印象深刻。第二次见面，是1971年新春，邵阳地区举行业余文艺汇演，我作为农民业余作者（小学民办教师），写了一个独幕花鼓戏参与，有幸见到了正在邵阳地区文工团担任创作组组长的谢璞老师。自此，开始了我在谢老师身边跟班学习长达四十七年的宝贵经历，其中密切接触与交流有十六年，包括我在洞口县直機关工作的八年，以及在长沙省直机关工作的八年。后来我去北京工作，与谢老师密切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少了，但每年至少有一次敞开心扉的深谈。因此可以说，我对于谢璞老师文学创作思想、成就和应有文学地位有一定发言权。谢璞老师作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活跃于文坛的、湖南文学界公认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活动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每一时期都佳作迭出。

1932年出生的谢璞，家境贫寒，父亲是弹棉花的手艺工人。为了谋生，父亲不得已领着家人从交通闭塞、土薄田瘦的石下江农村老家，搬到人口密集的高沙镇安家，因为那儿挣苦力钱的机会更多一点。为了让下一辈更好地谋生计，他父亲将下给客户弹棉花、织棉被积攒的零钱，全部用于孩子们念书，以至于家里人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餐肉，冬天穿不上棉衣棉裤。此等困厄境况，较之曹雪芹的“举家食粥酒常赊”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谢璞老师是旧社会苦难生活的亲身经历者。尤其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烙印的是，他亲睹了日本侵略者在“雪峰山会战”期间，将占地数里、木屋连片的高沙镇烧成一片瓦砾的惨景，由此深知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在内心深处，谢璞老师对新社会充满感情，对共产党真心拥护。他不知有多少次对我讲：没有共产党，你我这样的手艺人子弟（我的父亲是泥瓦匠），很难有出头之日。我们研讨谢璞文学创作，一定要记住他的青少年生活经历。曾有评论家说，作家一辈子都在书写自己的童年。这话不无道理。

光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思想感情，不可能自然而然结出文学之果。谢璞老师由一名普通的高中学生成为文学作者，自有一番艰难历练。谢璞老师的成功在于，紧紧盯住当下最紧要的社会事件，表现人们最关切的社会生活。所以在他的全部创作中，选取的都是当代题材，其代表作之一《忆怪集》，基本写的是他耳闻目睹的社会生活。当他正式融入社会实践活动时，遇上的最大之事莫过于当时普遍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一篮子酸菜》表现的就是这个内容，其主题与柳青的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基本相同，该文发表在湖南的文学刊物《湖南文艺》上，顿时产生了轰动效应。那是1955年，他才二十三岁，应该算年少早熟。因为那时刊物很少，发表作品相当不易。这篇作品现在看来尽管有点粗糙，但坚定了他的创作指导思想，即“文章合为时而著”。通俗点说，写作切不可脱离现实生活，遁入象牙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