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本书中的文字，大部分发表于《读书》，少部分发表于《书屋》《二十一世纪》等杂志。这些札记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个人在经济学领域阅读与思考之后的一些领悟，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参与中国经济学界各种议题讨论所产生的成果，还是我对中国及世界近二十余年间经济领域及经济思想种种变化的一些个人看法。因此，我将其分为三辑呈献给读者，分别是：学人与思想，试图通过对学人及其思想的深度梳理，让我们看到学人的不同侧面及思想多样性；改革与转型，试图通过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及世界主要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的观察，让我们更深刻理解时代特征与主题的渐次变化；反思与创新，试图通过对以新古典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对近年来兴起的以行为经济学为代表的前沿理论的介绍，让我们更好地洞见“存在”及其所推动的“意识”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作为序言，在这里最需要也是最迫切想与读者交流的，还是我何以将书名定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当年孔夫子有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想拙劣地套用一下这句话，二十余年我的经济学立场，一言以蔽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

众所周知，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经济学思潮，在中国经济学界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一思潮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阶层利益出现分化……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国家未来发展思路选择上，经济学界亦出现各种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经济学规律是否具有“历史特性”、经济学要不要价值判断、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改革中的阶层利益关系等。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与现实直接关涉度不高，但其实是对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与冲突的一种本能反应。

在这一时间段，国际经济学界也兴起了反思全球化的思潮。因为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是：全球化并没有如预期缩小国家之间的鸿沟，反而扩大了南北差距。少数国家更加富裕了，而更多的国家加入了“不发达”行列。连一批主流经济学界的学者都认为，全球化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的原因，与“华盛顿共识”尤其是“涓滴理论”的“始作俑者”——新古典经济学脱不了干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几乎读完了当时引进的各种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译著后，在国内与国际经济学界思潮争论的刺激下，我亦开始小心翼翼地涉及经济思想领域的讨论。其时，我的专业是防务经济学。现在想，大约因为防务经济学的主体是国家，这多少影响到了我的学术理路与思想旨趣。与此同时，我读书的嗜好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这又让我对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熊彼特等秉持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最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