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曾国藩的秘书就是他在日记和书信中常常提到的“幕友”。如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三十日日记提道：“中饭后，广东举人冯竹渔焌光来此鬯谈，本请其来，写书启之幕友也。”

然而，在曾国藩“幕府”存世的二十年间，曾国藩先后设置的工作机构多达数十个，其中有咸丰三年（1853）在湖南长沙设置的审案局，有咸丰四年（1854）在湖南衡山设置的文案所和在湖北武穴设置的采编所，有咸丰六年（1856）在江西瑞州设置的营务处，有咸丰八年（1858）在江西南昌设置的递文所，有咸丰十年（1860）在安徽祁门设置的忠义局，有同治元年（1862）在安徽安庆设置的文案处，有同治三年（1864）在安徽安庆和江苏金陵设置的书局，等等，偏偏不见曾国藩和他的亲信幕僚常常提到的“幕府”。

很显然，频频出现在曾国藩等人笔下的“幕府”，不是机构名称，而是办公场所，与后人所称的曾国藩“幕府”也有不同。后人所称的“幕府”是广义的，成员包括曾国藩的所有幕僚；曾国藩等人笔下的“幕府”是狭义的，涉及对象主要是紧紧聚集在曾国藩身边的办文办事人员，其中包括曾国藩的重要谋士和“文胆”，后者更是曾国藩的亲信幕僚。“幕府”的地点直到1861年秋天打下安庆后才基本固定下来，那就是两江总督官署，所以在曾国藩日记和书信中，此后也将“幕府”称为“署中”。

与中国古代传统“幕府”相比，曾国藩等人笔下的“幕府”，事实上有很大不同。其中最显著差别是：传统“幕府”的主人与幕僚仅为主宾关系，不是从属关系，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幕僚不仅来去自由，人格地位相对独立，而且主人对幕僚礼遇稍衰，或意见不合，幕僚就会毅然离去；曾国藩与秘书的关系却没有这么单纯。他们表面上是主宾关系，没有上下级名义，更不是从属关系，这一点从曾国藩称他们为“幕友”就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