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淄博“烧烤节”的热度刚刚退去，关于石家庄“摇滚节”的讨论又纷至沓来。在结束封闭生活后的第一个夏季，我们见证了城市文旅的复苏和各色节庆的应接不暇。流量经济时代，希望“出圈”的城市总少不了一张节庆“名片”来装点IP。

以节庆促进城市发展的做法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西方面对后工业化时代的种种社会和环境问题，兴起了一系列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复兴策略，举办节庆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节庆作为一种“爆炸性”事件，可以最快的速度将人们的注意力、城市空间和地方资源等各种要素汇聚在一起，从而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成为城市营销的最强助力。

在后城市化时代，节庆形态与城市的关系似乎变得愈加紧密。为什么人们总是忍不住会被节庆吸引？有什么新的城市节庆类型正在出现？当流量的潮水退去，节庆如何作为一种新的有机形式被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框架？人们又该如何理解城市节庆的商业化运营与个性化体验之间的矛盾？……

在过去的几年中，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肖剑博士曾前往全国多地进行节庆调研，她基于观察和思考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以下内容整理自《中欧商业评论》对肖剑博士的采访。

“狂欢是对平淡生活的异化”

“即使周末只有两天，也希望去一下邻近城市的音乐节。”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在通过玩耍，重新找回和生活的链接，城市节庆恰好填补了这一需求。

关于人们为什么钟情于节庆，苏联思想家巴赫金曾有一个著名的“狂欢”理论——“狂欢是对平淡生活的异化，它让人们获得战胜恐惧的力量，充满了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反规范且朝气蓬勃。” 节庆因此成为一种具有宣泄性和颠覆性的活动，同时也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社交体验。当然，这其中也包含对脱离日常空间的需求，即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异托邦”理论。

我以前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两个理论在节庆的研究中反复被提及？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参加的节庆往往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专业类节庆（电影节、摄影节等）。但最近我发现情况在发生变化，人们对节庆的需求更加泛化。只要有一个节日可以提供户外活动、公共空间中的愉悦氛围和社交体验，大家可能就会去参加。

疫情后，人们对远途旅行的经济性和风险性评估在提升，需求在降低，当人们渴望释放压力而外出时，本地节庆成为了更便利的选择。

另一個促进变化的原因可能来自城市的发展。在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随着人们对物质的满足，消费模式也在从商品消费逐渐过渡到体验消费。节庆的发生，将人们的消费空间从家庭转移到了户外，实现了具身体验的转换。

这种变化是全球性的。在欧洲，1980年前后，节庆已经成为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时，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为代表的小众的、具有反叛和先锋性的节庆依然存在，同时大量城市文化相关的节庆也开始增多。

如果说以独立艺术家和少数专业人士发起的节庆是自下而上的“边缘狂欢”，具有某种特定的政治意涵，那以政府和运营商主导的城市节庆则显然具有明确的经济目的。长期以来这两种城市节庆类型不断交织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以类似的演变逻辑在发生，只是进程略有不同。

国内的城市节庆热潮虽然近几年才出现，但类型上更丰富，产业化的趋势也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