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育辉教授通过大量访谈和调查发现：一方面年轻人以工作中体会不到价值感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离职，另一方面职场中生代也面临着工作意义过多引起压力超载而无法被激发工作热情。

工作意义感的供给与不同个体的需求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错配”：过度的工作意义导致员工倦怠，工作没有达到员工对意义的需求（例如“活少钱多”）反而会带来负面情绪。这一发现，对从事团队管理和组织发展的管理者在工作设计和人才发展等方面有参考价值。

你的工作对世界做出贡献了吗？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

大卫·格雷伯以犀利的笔触剖析了困扰世人的当代社会病灶——很多人的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

面对劳动异化的当代形态，人们越来越达成共识，有意义的工作是一种积极的属性——通常情况下，它满足了人对感知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联系的渴望，而这种意义感可以提升参与度，呈现并保持一种持续、积极的动机和充满活力的状态。

组织管理者们致力于通过工作设计、愿景激励来塑造工作意义——一种被认为可以改善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工作特征。然而，近期Gallup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低。

这种看似令人意外的结果并非无迹可寻。我们观察到，一方面很多年轻人以工作中体会不到价值感而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离职，另一方面职场中的中生代也面临着工作意义带来的工作角色超载等压力而无法被激发工作热情。

工作意义感的供给与不同个体的需求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错配”。

被工作意义所累的职场中层和新生代

一位来自制造业的中层管理者在笔者发起的访谈中明确表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属于国之重器，因此工作中非常有责任感和意义感，愿意主动去做些苦活儿、累活儿。但是随着人到中年，家庭需要的投入在逐年增长，此时巨大的工作意义感反而让自己有点儿心力耗竭……”未来他希望自己能做好工作和家庭的平衡，这也是他现在追求的人生价值所在。

女性对工作意义的需求亦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干扰。笔者2022年对4 320名职场女性的调查数据显示，如果用10分制来评估自己对于工作上的情感诉求，职场女性在“工作安全感”上诉求最高，平均分达到7.79分；其次才是“价值感的体现”，平均分达到7.5分。（注：“工作安全感”指一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或将来各种需要。）

此外，调查发现“工作中心性”（注：指工作对一个人的重要性，高工作中心性的人会非常认同自己在工作中的角色）也是影响个体对工作意义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当工作与生活其他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时，个体对于工作意义的需求也会随之改变。

一位来自互联网企业的新生代受访者，针对工作意义有自己的说法：“我们这个行业变化太大了，尤其是最近两年，我随时都有一种危机感，担心丢掉自己的工作，这种情况下谁还有精力在乎意义感啊，把工资发够了就行啊！”随后他又补充道：“其实我还挺喜欢写代码的，但是我讨厌天天写日报每周写周报，一天天的去扯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目标和战略，感觉很累。这个世界、这个公司并不需要我来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