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朋友之用
作者 尹晓琳
发表于 2024年1月

2023年10月6日一过,郭鹤年100岁了。早在1999年8月,他曾经做过一次退休的尝试,原因是“担心我踩过的地方长不出青草来”,他想站到一边观察继任者如何经营。

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发现自己还是驾驭着所有业务,甚至参与决定员工奖金。尽管那几年他不再去办公室,但他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只有几公里远,很多人到家里找他。“我的继任者一直感觉到我的存在。我无处不在的身影,让他们无法填补真空。应该说,根本没有什么真空。我就在那里。这个实验证明没法成功。”这位华人商业大亨在口述自传里幽默地说道。

2003年重返一线后,他的态度是“退休的事就不提了吧”。他自称拥有斗牛犬一样的性格,容不下任何人做事拖泥带水,也不允許任何人干涉他。一位好友、新加坡证券交易所首任主席雅各布·巴拉斯曾劝他:“罗伯特,别动不动就跟人吵。你就是脾气大,冷静下来。”

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擅长与人交往。郭鹤年曾经解释什么是“商品交易”。一个亲戚走进一家裁缝店说:“久违了,表兄,我在印尼混得不错。印尼官方刚批了5万吨糖给我。你有买家介绍吗?”如果这个裁缝老板有商业头脑,他会立刻说“当然有”,然后搜肠刮肚地想:“我的客户中,谁做糖生意?”裁缝做成了这笔交易,靠的是人际关系。贸易就是这么简单。

“商业源于一个人认识一个人,然后再结识另一人,如此类推。”这是郭鹤年的经营哲学。而70年基业畅旺,一个庞大而多元的商业帝国的构建,本质上也是一个不断交友、不断立敌的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郭鹤年每年都被列为亚洲十大富豪之一。在胡润全球富豪榜上,郭鹤年2023年的财富为1 050亿元。郭氏家族的商业版图,横跨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涉足白糖、粮油、保险、传媒等行业,更扩展到香格里拉酒店、北京国贸中心、嘉里中心等酒店、地产项目。我们从这个跨时代、跨行业、跨国界的商业传奇故事中,选取了一个小而有趣的切面:这位铁腕的生意人,如何交朋友?

动物性敏锐

每当走进一间房子,他可以在眨眼间看清一切。

美国媒体人乔·史塔威尔于2007年出版过一本聚焦东南亚大亨的书籍,叫作《亚洲教父》。他概称这些亚洲富商成为教父的第一步是寻找政治庇护人,“资源贸易+特许经营权”才是发家的秘密。如果郭鹤年看到这本书,他可能会嘲讽史塔威尔身陷殖民主义大染缸,顺便感慨自己又遭了一记“殖民主义白眼”。

郭鹤年出生在英国殖民地时期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家庭,对殖民主义的“我优你劣”深恶痛绝。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从福建到南洋打拼。父亲的财富积累,确实直接得益于结识了政治名人:马来西亚民族统一组织“巫统”的创始人之一拿督翁,以及当地实权人物苏丹依布拉欣。

但都识于微时。《郭鹤年传》里面这样描述:拿督翁如果空闲,多数时间喜欢到郭钦鉴的米店聊天,有时也搓几圈麻将,正好郭钦鉴深谙此道,两人也是一对好牌友……拿督翁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经济上经常遇到困难,每到这时,郭钦鉴总是毫不犹豫地支持他,送去糖米油盐,成为坚强后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拿督翁出任米粮统治官要职,将采购粮食的工作交由郭钦鉴办理。郭钦鉴抓住机会,轻而易举地击垮了那些不能获得政府销售渠道的竞争对手。

即便如此,父亲郭钦鉴的“事功”相对郭鹤年日后的成就而言是有限的——1948年父亲猝然离世后,郭鹤年分到的遗产约13万马币。他估算,战后父亲借助老友的特许经营执照,大约赚了400万马币,其中3/4用于偿还债务,扣除税务、丧礼开支和律师费后,只余下约150万元。

父亲有更可贵的遗产——营商赚钱的基因。在郭鹤年的回忆里面,郭钦鉴最多受过一两年中学教育,但精通数字,为人精明,擅于与人交往。他总有办法让任何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喜欢他。

郭鹤年对于父亲对待家人的方式颇有不满,但承认父亲的商业智慧高人一等。“父亲经商的最大优势是精明,他对于形势和人的判断十分准确。……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察言观色。人类基本上是动物的一种,而动物都能用嗅觉闻出对手的气味。父亲能迅速打量和判断人,甚至连印度人也能精确作出判断,这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容易。”

郭鹤年继承了父亲的商业感官与公关技巧。他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金句:要成为成功商人,每天都得像刷牙一样,“磨砺商业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每一种感官都有用武之地。

他一向是专心聆听的人。每当走进一间房子,他可以在眨眼间看清一切。如果屋子里有超过20个人,他可能需要多点时间来审视各人,但如果只有6个人,他一进门便能马上知道发生的一切。“在别人看清我之前便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包括其他人或会遗漏的蛛丝马迹。玩牌时,很多时候我都会装作漫不经心,只凭直觉行事。”

从1960年起,郭鹤年每年去伦敦一两趟,摸索和学习期糖生意。他不断观察英国人如何做交易,揣摩交易员的每个动作——甚至包括接打电话时的语气。到了1963年,郭鹤年疯狂做起交易,一年下来纯利1400万马币(接近500万美元)。这是一笔巨款,在此之前,郭氏兄弟的全部资金最多也不过约500万马币。

郭鹤年总结自己在1963年食糖交易上的成功,首要归功于他对英语及其文化的掌握。“我就像一条变色龙似的,随着环境来改变自己,适应不同的状况。父亲于战后获得军方合同后,我便认识许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官,后来还成为好友。……我遗传了父亲的公关技巧,这让我在英国人的社会更加如鱼得水。良好的社交技巧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它必须发自内心的美善。我在英国结交朋友,正如戴尔·卡耐基所说,我能影响他人。我与市内所有经纪交朋友、喝酒、吃饭,花钱从不吝啬。只有中国人才懂得这种行之有效的公关技巧——自己省吃俭用,却对朋友慷慨大方。”

他的如鱼得水也得益于对人性幽微的洞察,郭鹤年注意到英籍交易员彼此间从不沟通。“如果某人毕业于牛津某院系,而另一人来自牛津较次级的院系,或者来自剑桥或诺丁汉,那他们之间便会互不理睬了。但由于我不从属于任何体系,反而能跟所有人交流。有一次我去戈洛杰茨公司,听到他们说无法卖出波兰的一批糖。我马上乘电梯下楼,赶到马路对面的德雷克公司,把糖卖给了他们,一吨赚了一英镑。皆大欢喜。”

郭鹤年经常白天在五六家公司与不同的经纪人交流,晚上就请一位出去吃饭,吃饭时把他脑中的看法都拿出来,回去之后再作研究,写电报去新加坡,睡觉时差不多半夜一点了。

横向游动与联盟

你认识什么样的人,就会了解什么样的信息。

1964年12月的一天,伦敦某晚报第一次称郭鹤年为“东方糖王”,这个称号从那时流传开去。

本文刊登于《中欧商业评论》202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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