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代表首次佩戴的军人勋表备受关注。闪亮的勋表，熠熠生辉，记录着军人立下的功勋、完成的任务、参与的战役、经历的岗位，体现出了军人的高光时刻，是军人荣誉的象征。荣誉在胸前，责任在肩头，它就是一面军人生涯的荣誉墙。

这次启用的新式勋表，就是把军队中作出突出成绩的立功人员或获得荣誉称号人员获得的各种荣誉证章的略章统一佩戴起来，而这种统一佩戴起来的略章就是勋表，也是军人各类奖励证章的简略表现形式。勋表由略章组成，略章是简略版的勋章奖章，略章一般为长方形，与所代表的勋章、奖章、纪念章等各类证章的绶带一致，通过不同的条纹、颜色和符号等表示所对应的勋章、奖章、纪念章，是简略表示荣誉证章的一种形式。勋表也是军人贡献成绩的一个有形标志，同时还是军服的一个重要配饰，穿着礼服时佩戴勋章、奖章，穿着常服、作业服时佩戴勋章、奖章的略章（或略章组成的略表）。

新启用的军人勋表取代原来的级别资历章，以突出战时，彰显战功，注重励战，着重体现作战、执行重大任务、艰苦地区服役等特殊经历和荣誉。勋表在项目设立上兼顾全军和军种特色，内容设置覆盖功勋荣誉表彰、岗位贡献和服役奉献。不论军官士兵，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以获得荣誉授予略章，让广大官兵把岗位当战位，把打仗当事业，用胜战硬功赢得荣誉，用担当奉献捍卫荣誉。

革命戰争时期的奖励制度

我军历史上虽然一直有评功评奖的传统，但是在荣誉的体现上却很不健全，传统上是口头奖励，实物奖励，颁发奖状、奖旗等。虽然也有各种奖励证章，但实际中佩戴的很少。在革命战争年代，从红军时期开始，各根据地或野战军都曾颁发过各种表彰英雄模范的奖章、纪念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试行的《红军纪律条令草案》中对奖励制度的规定是：“凡军人特别能尽职责，勤苦耐劳，可作模范者，须奖励之”，其奖励项包括：口述的个别奖励，口述的队前奖励，笔记的通令奖励，在纪念会场口述奖励并给奖品。当时苏区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对军人的最高奖励是在纪念会场口述奖励和颁发实物奖品。翌年8月1日，正式颁布的《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中对奖励项目仍然是之前草案中的4项奖励。

除规定的奖励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给干部颁发过奖章。1933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制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于“八一”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以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做出决议，对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授予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分为三等，一等红星奖章授予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二等红星奖章授予在某一战役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三等红星奖章授予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红星奖章按照金、银、铜分为3个等级，一、二等奖章分别为金、银材质，皆为十角星造型，三等奖章为铜质，且为钝角五角星造型。红星奖章的中心为红色五角星，两侧为环抱禾穗图案，并且镌刻“红星章”字样。

8月1日，在庆祝“八一”建军节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举行授奖大会和颁发红星奖章的仪式。中革军委通令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3人一等红星奖章；授予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罗瑞卿、朱良才、程子华、王诤等34人二等红星奖章；授予王震、杨得志等53人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8月1日，在瑞金举行中革军委第二次红星奖章颁授典礼，以奖励一年来在战斗中有特殊功绩的红军战士，会上授予二、三等红星奖章。其中，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寻淮洲、符竹庭、钟赤兵等8人。红星奖章只在1933年和1934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时颁发过两次，后来因红军长征，形势发生了变化，红星奖章没再继续颁发。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在全军范围内颁发奖章。

1935年9月29日，长征到达甘南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原红一方面军主力）发布的《奖惩条例》，以及1936年8月3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均为红一方面军为主的部队组成）发布的《关于重新发布奖励与惩戒条例的训令》，规定的红军奖励项目是：个别口述奖励，队前口述奖励，通令笔记奖励，在各种集合中的口述奖励、颁发奖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