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发出振奋人心的号召：“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本文拟结合当代述学文体的创构，谈谈我们对于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的认识和理解。

一

在路易·加迪等人所著的《文化与时间》一书的“导论”里，保罗·利科指出，文化的多样性源于语言的多样性，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是相互啮合的，每一种特殊语言中所表达的东西决定了赋予各种人类经验概念以何种意义。保罗·利科说：“每一种文化对于思想观念和表达方式具有有限的能力，恰恰是使用我们‘自己的’范畴中的思想财富的解释本身，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他的’范畴。也许，在‘自己’和‘其他’之间的这一张力打开了通向重要发现的道路。”②

现代性使我们远离了我们的真正根基，我们今天远离我们根基所在的那些文化如同远离始终相异于我们的那些文化一样。在现代性的背后，在我们文化所依赖的深层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分裂，一种根本的差异。我们明明承受着传统的重量，却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宛若断了线的风筝，被吹向毫无历史底蕴的方向。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分离于传统文化的距离富有建设性，它使我们能穿越分界线，倾听传统文化的声音，与昔日文化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保罗·利科说：“近中之远，远中之近，这是一个悖论，它支配着我们现在重新探讨昔日的文化遗产，并用现代术语复现它们所作的全部努力。”“在‘我们自己的’和‘异己’的观点间的张力是这样一种解释的全部，我们通过这种解释，努力使一种特定的传统的独特意义适应于我们自己。”③

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与我们一脉相承的遗产，它有助于我们嚼碎现在、跨越现在。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需要我们从更全面的角度展望、重组传统文化，创造出比原先更优秀的东西，让它们在新的体系中焕发光彩。

别林斯基有言：“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④文体是由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既负载着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又蕴含了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⑤。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写什么”而遗忘了“怎么写”。正如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在《艺术语与实用语》里所言，“注意表达自身，更能活跃我们的思想，并迫使思想去思考所听到的东西。反之，那些司空见惯的、呆板的话语形式，仿佛在麻痹着我们的注意力，无法唤起我们任何想象”⑥。“述学”绝非先有了某个思想观点，再用语言文字加以表达，实际上，思想与语言往往同步生成，彼此相互刺激、相互接替、相互依赖。也就是说，语言不仅仅是思想交流或互通信息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思想，就是行为。因此，“汉语的‘道’字是说话，又是道理，又是道路。道和逻各斯一样，兼有语言、思想、行为之义，是言、思、行，也是闻、思、修”⑦。人们怎么看世界，其答案蕴藏在语言的幽深之处：你使用什么语言，就以什么方式存在；你是这么认识的，你才会这么言说；你如何言说，就如何生活。理论的书写是一种发现自我和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其中体验着运用中的语言，同时体验着语言所“显示”的存在的世界，并被导引到更高的精神世界。傅伟勋在《铃木大拙二三事》一文里写道：“铃木文笔最独特的一点，是在他那禅学的现代化表述底层有他深刻无比的禅悟体验，无形中流通到读者的内心，而使读者能在字里行间涵泳体会言外禅意。”⑧从这种意义上说，学者之述学与作家之创作是血脉相通的，都是同属于个性化、创造性的事业。

将“著述”当作“文章”来经营，这是中国古老的述学传统。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有言：“古人所言，皆兼本来，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业也。”⑨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文论传统里，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没有形式与内容对立之说。无论哪种文体，都属于美文的范畴。钱锺书在中西比较中领悟到“我们所谓文章血脉或文章皮骨，跟西洋人所谓‘文章乃思想之血’或‘文章乃思想之皮肉’，全不相同。譬如我们说‘学杜得其皮’，我们并非说杜甫诗的风格只是皮毛，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怀抱才是骨髓；我们是说杜甫的风格本身就分皮毛和骨髓，李空同学杜仅得其皮，陈后山学杜便得其髓。西洋人在皮毛或肉体的文章风格外，更立骨髓或精神的文章思想为标准”；“他们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道文章还有神韵气魄。他们所谓人不过是睡着或晕倒的人，不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活人……活人的美跟塑像的美有一大分别……活人的表情好比生命的沸水上面的花泡，而塑像的表情便仿佛水冻成冰，又板又冷。……我们把论文当作看人，便无须像西洋人把文章割裂成内容外表。我们论人论文所谓气息凡俗，神清韵淡，都是从风度或风格上看出来”⑩。此外，如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所言，“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真理）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拨其真实的价值”，“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两段论辩，便下结论”11。中国文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有其优秀的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发展趋势，即传统的文化定势。章学诚、钱锺书、林語堂等人所言即迥异于西方的中国文章定势，中国的传统文脉隐伏其中。倘若我们完全抛弃自己的民族传统，以外来的东西取而代之，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便或是“讹势所变”，或是“失体成怪”。

学习西方文化必先学习其文化背景，学习西方的文化背景必先积累自己的文化厚度。傅聪在一次访谈里谈道：“中国人学西方音乐，必须先学好自己的文化。……唯有先站稳自己的立足点，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其他深刻的文化内涵。像德彪西的作品，他一开始写《版画》（Estampes），后来写《意象》（Images）。两者的标题都在乐曲之前，但《意象》却加了括号，告诉你这是可有可无的。到了《前奏曲》，标题不但加括号，还放到曲尾，甚至标题后面还加了删节号（……），似乎随便由演奏者去想。最后，他则写《练习曲》，连标题都没有了！就好像由绘画到书法一样，从图像到线条。德彪西的美学发展到最后，愈来愈抽象，精神完全是东方的‘无我之境’。如果演奏家能了解东方美学精髓，反而能更深入德彪西的世界。中国人不见得一定更能比西方人了解西方音乐，但绝对能深入其精神与美学，甚至了解更为深刻。”12然而，“不时瞥见中国的画家作家，提着大大小小的竹篮，到欧洲打水去了”13，其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当代不少腹中空空的人文学者，更是遗忘了千百年来中国自己的述学传统，反将西方重视逻辑论证的述学方式奉为圭臬，强调所谓的“总体相关性”“逻辑关联性”“历史连贯性”，深陷于概念的迷宫、逻辑的漩涡，理论的述写日趋“同质化”，语言诘屈聱牙，辞章陈陈相因，文风枯燥乏味。学术研究被干枯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所裹挟，沦落为一种机械僵化的文本游戏，生命的灵动感、文化的厚重感与担当感丧失殆尽。不仅如此，时至今日，“中国人已经习惯从西方现代性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至少中国知识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代理念的代言人”14。当下述学文体之“讹势”的痼疾不除，遑论学术思想的创造！

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界似乎陷入“失语”的焦虑之中。有学者指出，中国文论最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不是“失语”而是“失体”，既丢失了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传统，又丢失了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尊体意识、破体规律和原体思路15。“失体”让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逐渐丧失了应有的温度与诗性，“生命的学问”随之销声匿迹。

中国文论素有“尊体”“辨体”的传统。如作为中国文论的“圣典”，《文心雕龙》自《明诗》至《书记》共二十篇都用来分论各类文体，其余各篇也对文体的内外诸因素多有论及。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的研究表明，刘勰所理解的“文体”可细化为“体制—体要—体性—体貌”四层次：“体制”指文章体裁所具有的一定的基本规范，是文体的基础；“体要”指文章内容的要点、要义，它们具有一定历史的、时代的、地域的特征与意义；“体性”强调个人性情对文体的影响，才性不同，风格各异；“体貌”则是文章由“体要”“体性”的内质美自然溢出所形成的、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审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