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河山传》（《收获》2023年第5期）甫一发表，人们便惊讶地发现：它既不同于早期商州系列中浓墨重彩的现实主义描写，也有别于《秦腔》《古炉》中以细节推动事件发展的大写意手法。世情小说？市井小说？抑或是谴责小说？笔记小说？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是。

它就是个传奇集成、传奇大观，一个大传奇中套着无数的小传奇，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蔚为壮观。一个大传奇是：一个农村小伙洗河在秦岭别墅里做保安，日久生情，与同在别墅的漂亮保姆结婚生女；后来，老板去世，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儿子继承了家业，并娶了他们的女儿，于是，保安和保姆做了岳父岳母，成了别墅名正言顺的主人。嵌套于其中的小传奇则是数不胜数：原政协主席范重九将五十万元美金藏在浴盆下的塑料袋中，被水管工祈志宝发现，每以此敲诈，洗河以“抓嫖”手段将其制服；本拟给规划局长家送礼三十万元，但楼层搞错，误送到了教育局长家中，然而歪打正着，后来文丑良因此而从农村小学调动到省城；崖底村成西娃在给人家修理门窗时，见到一张大红的邮票，以为是《全国山河一片红》，顺手拿了，感觉能卖个上百万元，不过，市场上一打听才值一元；全省煤炭订货会，妓女云集西安，老板罗山花了三十万元，嫖了个北京来的女歌星；市委秘书长不惜重金，用一千四百万的名画行贿北京高官，自作聪明将简历放在画中，“怕首长事多，把我忘了”，不久“大老虎”被抓，他也被逮了进去；为了贷款，银行路行长被请到了别墅，罗山陪着打麻将，钱是输了，但贷款的事也说得差不多了；公安局长顺本才被抓，银行卡里有罗山转账三十万元的记录，如何自圆其说？苦思冥想后心生一计，局长家酒多，这三十万元是买了他家的茅台酒……

这样有趣的故事在《河山传》中比比皆是。可能是为了整体结构的考量，也有可能是为了节省篇幅，贾平凹在小说中还直接引用作品人物文丑良《关于新一代农民工的现状思考》一文，一口气介绍了十位农民工的生活事迹。比如王五一，男，十八岁，招聘在一家广告公司，散发宣传卡片；并不是见人就发，而是把卡片插在停放的汽车雨刮器上，一个月被电动车撞伤过一次，二十天穿烂过一双鞋。又比如，刘赶山，男，二十一岁，来城里三年，先后在茶叶铺、面馆、洗脚屋、火锅店、停车场干过；身上仅剩一百元了，出去打零工，赚到五百元，又宅在出租屋打游戏吃方便面……还有，韦能、西沙良、巩涛、阎晓、门保顺、刘静宜、王家伦和李子谦等八人，他们都来自洗河的老家崖底村，在城市里苦苦挣扎，有着令人惊异的、各自不同的遭遇与经历。不过，这么多人物在《河山传》中只是一笔带过，几十个字，或者几百个字，在后面的篇幅中并没有他们的故事。

《河山传》像一道什锦拼盘，句句生动，篇篇精彩，但就是没有贾平凹以前小说中相对集中的人物和故事。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人物洗河，只是连接各色人等的纽带，作者并没有将其置身于故事的核心而全方位地加以描写和刻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技巧？作者为什么会在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之后又进行了新的转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他写完长篇小说《浮躁》时就这么说道：“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说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他向往的是：“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①回归传统，回归中国画那样的散点透视，而不是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是他的理想，也是他未来努力达成的目标。他神往的是我国传统的小说技巧和方法。“或许也偏颇了，我倒认为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不必自卑地去仿制，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②在《我要说的话——关于〈废都〉》一文中，他更是直白地说道：“史诗并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欲望，（其实哪儿有所谓的史诗呢？）我只想写出一段心迹。但我绝对强调一种东方人的、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传达。我喜欢中国古乐的简约，简约到几近于枯涩，喜欢它的模糊的、整体的感应，以少论多，言近旨远，举重若轻，从容自在……”③我们发现，回到传统，找到适合中国人的东方技巧和趣味，一直是他努力寻找的方向。从《废都》开始，其后的《秦腔》《古炉》《老生》《带灯》《山本》《秦岭记》等，人们都能看到作者向传统回归、致敬的足迹。只不过这一次，《河山传》回到了我国小说的原点，回到了街谈巷议的稗官野史阶段，倒确实令人有些惊讶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④稗官者，古代史官之一种，专以采录民间传说、街坊故事，以供统治者了解民情、体察民心，以补正史之不足。此乃小说之本来。虽为“小道”，但因其“亲切而有味”而广受百姓欢迎。文艺理论家吴虞认为：“然小说撰自民间，非若正史之出于钦定，其笔削自由，无忌讳拘挛之累。虽或有肆恩怨之私，淆是非之实者，然据以考一代之风尚、一事之真相，往往较读帝王之家谱、官吏之行述，所得者为亲切而有味。”⑤一代之风尚、一事之真相，常常不存在于正史之中，而稗官则充当了弥补正史之阙的职责；即便是史实，也少不了稗官野史扩其波澜。近代谴责小说大家吴沃尧就感到：“盖小说家言，兴趣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