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起来的时代“背面”
作者 李怡 郑娟
发表于 2024年3月

作为罗伟章“三史”系列最后一部,《隐秘史》无论是从方法技巧层面还是精神意蕴层面都标志着罗伟章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度。首先,小说叙事绵密,节奏紧凑,以悬疑奇幻的方式讲述了一桩偏远村庄主人公因为一次偶然的山洞发现而陷入的灵魂失重事件。作者以“向内转”的形式探视了乡村留守人物的隐秘内心,故事悬疑生动,充满生命张力。其次,小说虽突破了传统乡土文学的艺术范式,但其内在叙事逻辑承接的是鲁迅以来的乡土批判精神,对乡村底层小人物始终秉持着一种审视与理性的态度,因而其人物塑造丰富饱满,并成功打造出一座“罪与罚”“失与得”同在的人性深渊。再次,小说虽以玄幻为外衣,以附录“虚构中的虚构”形成了別出心裁的叙事圈套,但作者虚构或魔幻渗入的终极指向仍在于对现实的关注与人生的关怀。这一方面既表现在作者以村庄日常琐碎诗意的丧失以及人们内心裂变的焦灼与痛苦来呈现乡土在市场经济飞速运行的现代化语境中的桎梏,也表现在作者以主人公的精神博弈的呈现,警示着我们对生活背面自我灵魂阴影的审视与反思。

一、一个人的村庄“史”——正在消失的村庄

尽管诗与史的结合素来是中国文学的追求,但是能够在理性的历史书写中展开自我表达的往往都有别具一格的追求,杜甫的作品被称作“诗史”,那是后人的美誉,凡是敢于以“史”自我命名写作的作家都有一种独特的文学雄心,比如声名显赫的《心灵史》呈现出一个族群的生存和信仰,又比如说英文作家玛林娜·柳薇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以妙趣横生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家庭的苦难史。而罗伟章的《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在严格意义上称之为“三部曲”其实有些勉强,因为《寂静史》与其他两本小说并不存在场景人物上的勾连,但罗伟章以“史”来命名这三部,强调的是这三部讲故事方式的共通之处,“虽名为史,其实只是一种修辞,当然说成未来指向也可以,真正的书写对象,则是现实观察、人性解析”①。这三部小说中,《寂静史》以“寂静”为主题讲述了七篇独立的故事,所关注的是尘世中沉默的边缘者的现实面貌与精神状态;《声音史》与《隐秘史》在背景与人物上关联性较强,他们都讲述的是老君山千河口村的故事。《声音史》着重笔墨刻画了一个以收纳村庄声音的方式守护村庄记忆的异秉者形象,其写作用意在于以声音为窗口展现一个村庄绵长的历史;在《隐秘史》中,《声音史》的异秉者杨浪则不再以主角身份存在,而融入新故事中与主人公共同组成千河口村的生活图景。《隐秘史》重点所讲述的是一件幻想中的凶杀事件,留守农民桂平昌由于偶然间的一次山洞发现而生发出一场颠簸的幻想与谵妄,作者借由探视桂平昌的灵魂挣扎而引申出对中国村庄消失的哀叹。由是,罗伟章的这三部“史”裹挟着作者社会关怀的温度,所关注的都是大时代下边缘存在的小人物的内心浮沉,尤其是《声音史》与《隐秘史》围绕着一个偏远的千河口村,讲述的是村庄里形形色色小人物的五味杂陈与生活轨迹,却隐晦地钩沉出个体与村庄、个体与乡土乃至个人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隐秘关系,聚焦的是时代的书写与人性的照耀。

《隐秘史》相较于前两部的特殊之处,在于以恢宏的想象与细腻的心理描写探视了人类内心的隐秘与精神世界,其以一个留守小人物的梦魇为切入口,记录与呈现了一座村庄的变迁发展“史”。小说正如其名,隐秘、晦暗甚至让人心情有些潮湿:在千河口村,主人公桂平昌进山挖麦冬草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洞口,便由此生发出山洞中存在着一具白骨的幻想,在巨大的恐惧之中,他逐步将这幻觉转向为一场狂欢式的精神妄想,他一边回忆着自己过去与邻居相处时所经历的屈辱与霸凌,一边在惶恐与愤恨中不断指认自己是杀害这具白骨的主人的凶手,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对于正常人的行为而言,桂平昌的这场幻觉和妄想当然就属于“隐秘”。但作家并不止于对这一次妄想的兴趣,而是透过这一次妄想的生成,呈现出一个转折时期农村衰败的深广的现实:中国到处可见的村庄的消失。在作者笔下,凶杀案的外壳之外无处不充斥着对村庄即将消失的暗示与表达。首先,在表象上则体现为对村庄人丁稀少的现状的书写,在这一层面,作者着了不少笔墨以“房子”的破败与坍塌来做象征。房子错落,有人生活居住,便构成了村庄的生气与活力。老君山腹地这个名叫千河口的村庄,面积是足够大的,“却仅有东西向排列的三层院落”②,近些年来村庄的人不断地离开村子而搬迁至城镇,村庄里留守的人还不足8个,所有离开的人的房子都陈旧、破败、荒芜起来,呈现出一种“死相”,也正是村庄的“死相”③。“房子立着,有人住在里面的时候,再脏也是家,人离开了,房子垮了,家成了废墟,自然就脏了。脏的不是灰尘和瓦砾,而是阴秽的气息和萧条的气象。”落后的村庄留不住要出走的村庄人,于是离开了村庄人的生活气,而逐渐“萧条”起来,便也成为“世间最大的脏”④。作家对村庄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的丧失秉持着一种遗憾唏嘘的姿态,也会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对乡土的眷恋。“在这日渐败落的村子里,能有个人回来——不是从杨浪的声音里回来,而是真真实实地回来,连骨带肉地回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⑤其次,村庄的消失,也体现为村庄人情感的疏离。这不仅表现在村庄人对于土地、对于“物态”不再像过去那般重视,也表现为乡情纽带的断裂。“村子空了”,村子的留守者却没有更加亲近起来,反倒各顾各的疏离起来,“埋在乡邻之间的那条根还是在那里,但没有人去浇灌了,也感觉不到彼此的温热了”⑥。再次,村庄的消失,还体现为村庄人道德上的扭曲,村庄内在伦理秩序的失衡。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的冲击使村庄人趋炎附势,对于金钱趋之若鹜,不择手段。一生倚靠土地与天气过活的村庄人走进灯红酒绿的城市,这对于他们不仅是生存上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道德的一种考验。很多村庄人在经济浪潮中迷失了本心,开始做起违法犯罪的勾当。这种下贱卑劣的生存手段在很多村庄已经形成风气,但很多村庄人并不以为然,年轻人跑去大城市打工了,“女儿在当猫猫,儿子在外面掏包包”⑦,卖假药、偷电缆,在“外面当骗子”“做伤师傅”。比起村庄的冷清萧条,更为重要的是村庄内在精神的颓败,“乡村消失,不只是乡下少了许多活着的村庄,因为钱,或许还因为别的,人心坏了。人坏了,鬼也坏了”⑧。

因而,中国村庄的消失,不仅体现为村庄楼屋的破败萧条与人口的迁徙,更为重要的是扎根于土地的乡情的断裂和农民内在精神与思想品德的变异及“荒芜”化。但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前者表面的现状,对后者所潜伏着的巨大情感丧失与道德危机的关注却常处于一个忽视乃至被遮蔽的状态。罗伟章在《隐秘史》中于是有意编织出了这样一出诡谲变幻、疑点重重的凶杀故事,借此将村庄不为人知的暗流与人物的迷失和内心隐痛痛快淋漓地呈现了出来。尤其是主人公桂平昌从饥荒中活下来,却逐渐在这虚实相生、死生同在的梦魇中迷惑、彷徨、挣扎、癫狂起来。由此便可知,主人公更大的隐秘不是物质生存的荒芜,而是埋藏在自我精神深处的变异。桂平昌之所以生成这样一种狂欢式的妄想,正在于自己普遍的怯弱与自我的扭曲。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支配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在于他的清醒认知,而是一种潜在的、盲目的、混乱的本能冲动,这种本我冲动在受到挤压与逼迫时往往会在内心淤积成苦闷、焦虑、躁郁等情结,于是人“为了忍受生活”,往往会采取一些“缓冲措施”,比如以“幻想”来实现“精神上的满足”⑨。苟军对桂平昌施加的一次次霸凌使桂平昌对其积怨已久,但他日常中软弱无能的天性却始终使他敢怒不敢言,因而他在幻境中让自己成为杀害了苟军的罪恶凶手,在谵妄中释放了自我压抑已久的情感,由此在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与满足。倘若说作者的故事仅是为了讲述一个个体的精神病症,那不免有些单薄浅显了一些,罗伟章更深的用意在于将个体被压抑的本质上升至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乃至对人类历史漫长的文化的揭示与反思。在这一点上,罗伟章与荣格所推崇的心理学立场是相似的,他们所共同面对的是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处境。罗伟章笔下的千河口村是无数中国村庄的当下缩影,它的冷清、破败、萧条、颓废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而作者以桂平昌在梦魇中的一场精神博弈与内心扭曲作为切入口,正是为了借此来回望人类精神家园的生长轨迹,进而揭示出由现代社会急速发展而造成的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困境与价值失落危机。

由是,作者以“隐秘”为喻,将村庄数十年的光阴融入人物的内心,书写出人物的精神在物质世界的挣扎与受难,同时也揭示了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精神匮乏的现实,并由此呼吁着人类自我精神世界的审视与心灵避难所的构建。这部小说的“史”的意义正在此,它以村庄留守小人物的一次臆想为窗口展示了在现代语境中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精神缺口,呈现出一种心灵与精神的深度。

二、开掘乡土文学的新图景——探溯隐秘人性

中国乡土文学自1920年发展至今,其历史已达百年。

本文刊登于《南方文坛》202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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