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化已成为近年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并且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跨界”之作，譬如丁帆的《先生素描》、王尧的《民谣》、李敬泽的《会饮记》、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房伟的《血色莫扎特》等。在这些“跨界作家”中，於可训尤为引人注目。古稀之年，他相继推出“乡野异闻”“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系列小说，以对社会人生世相的深刻体味，引发文坛广泛关注。

可就於可训而言，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是一体两面的存在。诚然，因为后者约束太多，“没有小说创作自由”，故而“想通过小说创作，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①。但在小说创作的背后，依然有着作为学者的强烈文化自觉。尤其针对新文学的过度西化倾向及其对本土文化传统的长久遮蔽，於可训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在保持与西方文化对话的同时，对本土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形成既切合现实又具有传承性的新的文学传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於可训的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构成了某种互文性，在学者与作家的身份区隔之外实现了内在理路的紧密贴合，显示出对当下文学新的理解与思考。

一、衰年变法：自我与小说的二重变法

作为一名兼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于一身的学者，於可训早已名声在外，而他成为一位小说家却在近年来才渐为人知。尽管自1981年发表《残雪飘飘的春夜》至今已有40余年，可正如他所言：“以前业余虽然也写过小说，但在2018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的小说写作。”②自此，於可训开始以密集式的小说创作突入文学现场。可细究起来，今日之於可训也自有迹可循。其实他“想当一个作家”的愿望由来已久，而随着这股潜藏的创作冲动喷薄而出，於可训终于践行了“效仿齐白石来一个‘衰年变法’”的创作愿景③。

在传统认知中，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是两股道上的车，然而这种“区隔”却成为於可训自我之变的微妙契机。正是基于在学术研究中“一定也说了许多搔不着痒处或纯粹外行的话”的自省，才得以坚定其“在文学创作问题上要力践躬行的决心”④。由此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相互映衬，互为补充，重新建立起作家与学者身份的勾连与融合，进而形塑成作为“书写者”的於可训形象。

於可训的“力践躬行”既意在以文学创作反观学术研究，又内含对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自觉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新启蒙风潮中，当代文学开始走向以西方现代化为指向的创作道路。及至90年代，伴随着先锋作家的转向与现实主义的再起，本土文化传统才作为摆脱形式实验的创作困境的文化资源，再次出现在作家的创作视域。循此进路，於可训有理由坚信“使本土的文化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形式，就成了一种选择的必然”⑤。而理论上的高度自觉，自然也将成为影响小说创作取向的重要思想动力，以致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作为乡民故事展开场域的鄂东南水乡，还是小说叙事所因袭的笔记、传奇与话本传统，无不显露出鲜明的本土文化传统的印迹。

也正由此，於可训的小说创作并非兴之所至任意而行，而是从一开始即有其明确的文化根由和书写指向。由童年记忆到当下现实，从在地乡民到离土男女，皆能在小说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的记忆中留下的人、事，我对这些人、事的经验和感受，都可以作为我的小说创作材料，都可以让我以之为原型或背景，展开想象和虚构。”⑥因而，以“故乡”为原点的童年记忆和人生经验也就作为精神流脉与创作资源，被放置在小说创作的图景之中，以围绕个中的历史浮沉与人事变换为故乡和过往重新描图造像。譬如，在“乡村教师列传”系列小说中，於可训集中塑造了吴先生、张先生、熊先生、胡先生等教育者在乡村教育事业中传道授业、奋力奉献的精神群像。《归渔》《精古》《追鱼》《唐·孙》等“散章”，则或径直以乡民别名为题，或将篇目作为故事之纲，讲古般地把散落在过往记忆中的乡野异闻重新还原，间或穿插地方风物、风俗仪式、乡民日常或童年趣事，在散点透视式的白描中一一勾连起乡村的人事与心事。

众所周知，个体的衰年变法历来大多伴随对往日经验的自我反刍，於可训亦是以此为基点，在自我身份与小说创作的層面实现二重变法，并以复归本土文化传统的文学实践，直面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所提出的危机与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复归的姿态虽然大多面向本土文化传统，却并不沉溺于传统文人的意趣性情。不管是《书场春秋》《金鲤》《男孩胜利漂流记》，还是《看相细爹传》《地老天荒》《鞠保》等小说，作家均是站在当下，或直接出面参与叙事进程，或让我们时时觉察到叙述者缺席的在场，不嘲弄，不退避，以现代的姿态去再现茫茫乡野的多重面相。

因此之故，於可训的小说创作看似只是效法“旧章”，实则意在厉行“新政”。他的用意所在是经由“故乡”的“重返”，审视和修正充斥于当代文学中相对偏狭的形式构造与文学理念，并自觉回避对现代性本身的否定，转而在古今中西文化传统的观照之中寻求“思想资料和艺术支持”⑦，为更新本土文化传统探索新的路径。

二、再造故乡：乡野内外的史事与心事

对於可训来说，复归本土文化传统的理论自觉与情感取向，使得故乡“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与作家‘谊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⑧。故乡的原相因之被凝聚在凡俗的人事之中，以通过对乡野内外真实生命情状的捕捉和呈现，向芸芸众生多方致意。而小人物与小事情自然成为於可训理解乡野的关键所在，他也由此“编织了长长短短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或可能发生的事件”，但目的“却不是讲述这些故事本身”⑨，比之更重要的是借由对“故事”的讲述完成对“故乡”的重新理解，以及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激活与再造。

检视於可训小说创作的人物谱系，可以轻易地看到乡野小人物所占的独特位置。而捉黄鳝的国旗、养狼猪的鞠保、扮花旦的桂三元、抖狠的树槐、偷学《戏狐仙》的赵家姑娘、说书人猪娘嘴等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之所以在於可训的笔下成为举足轻重的“主角”，也绝非只因他们在作家的乡村记忆中有其熟悉的原型，更在于“个体的独特经历和特殊经验，不但刻录了历史变化的过程，而且也凝聚了被胡风派称作‘原始生命强力’的历史变化的动因和契机”⑩。显然，正是他们在历史当中轮回般坚毅地生活，让我们得以看到历史曲折前行的印痕，还有庸常生命在一个个危急时刻迸发出的超凡力量。

这些向野而生的凡俗大众，不仅被於可训置于书写的中心，甚至在小说中直接为他们著史立传。尤其是《吴先生列传》《梅先生列传》《小徐先生列传》《小张先生列传》等“乡村教师列传”系列，以及《看相细爹传》《汉流大爷传》《博士外公传》《阴婆二奶传》等“乡人传”系列，小说题目或以人物姓氏与职业组合，或以与叙述者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突出特征联结，每篇小说各有所作的“传主”，构成相互独立又实有关联的乡野人物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