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众声喧哗的当下，文学事业的繁荣，一方面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作家之间的传承与新变，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众多文学批评家的在场和参与。吴义勤之于当代文学批评，无论是他对新潮小说发展走向的准确把握，还是针对“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提出以及为之不遗余力地奔走，都为当代文学批评贡献了一份独异的思想力量。而在长篇小说的研究方面，吴义勤更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在《长篇小说的冷与热》之前，吴义勤就有专著《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主要针对20世纪90年代新潮长篇小说、90年代新生代长篇小说以及90年代长篇小说的文体等问题做了系统的研究。所以有学者认为：“长篇小说是吴义勤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对长篇小说的现场解读和深度批评可以说是吴义勤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①如果说之前的《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是以细致而全面的诠释、开阔而精准的视野、考究而自省的语言，实现了针对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研究的生命式解说；那么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的冷与热》，则以虚怀若谷的高度、精诚所至的温度、从容大雅的气度，打开了为文学作品灵魂式注脚的批评新格局。

一

随着当代文学批评界内部的不断分化，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逐渐形成相互牵扯又相互勾连的三角关系。有学者认为：“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文学理论无疑处于高端的‘顶点’位置，而文学批评处于底层左端的‘端点’位置，文学史则处于右端的‘端点’位置。”②批评内部的分裂，并非只是学术形态单纯地朝向多维度发展的结果，其内里也暗含着批评家们进入当代文学现场之后，企图以更高的姿态在与作家甚至是与批评界内部的对话中形成“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最终获得更多的解释权与话语权。对于作家作品，批评家们确实需要站在更高的维度加以审视，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在吴义勤看来，“我们通常讲批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但这个‘高’是指学养、学识的高，而不是姿态、声调和道德感的高。越是尖锐的批评，越要有一个正确的姿态”③。吴义勤提出的“批评的高度”问题，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批评家对自我的内在要求，只有在自身专业素养过硬的基础上，才能以高屋建瓴的视野完成对作家作品的观照；其二是批评家对待作家作品的基本立场，即以“剜烂苹果”的心态去审视当代作家作品，发现作家作品值得肯定的价值所在，而非以趾高气扬的姿态形成对作家作品的“俯视”，甚至是“无视”。

关于第一点，并不难理解，却并不容易做到。当我们仔细阅读《长篇小说的冷与热》一书，就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吴义勤作为批评家，对王蒙、阿来、贾平凹、韩少功、陈彦等一众文学大咖长篇小说创作独树一帜的精彩论断，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吴义勤的批评也因其中内蕴的夯实的学识、精妙的学理而成为一种批评的范本。这种批评范本的价值，一方面来自吴义勤在专业素养之下晓畅明白的逻辑演绎，另一方面则来自他紧贴文学文本而萌蘖出的批评新质，换句话说，吴义勤的批评文本俨然已经实现了在文学批评升华与文学理论凝华之间的叠加态。

当代文学的批评，无时无刻不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这两座大山的夹缝中跬步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非议。在很多人纠结于当代文学价值几何的时候，吴义勤已经率先实现了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展开对当代文学观察的实验。当代文学批评界，能够运用古典文学资源进入批评现场的大有人在，但是能够系统地运用，并且是信手拈来的批评家就屈指可数了。在《长篇小说的冷与热》一书中，仔细阅读我们就可以发现，吴义勤能够很巧妙地化用古典文學资源，从而对作家作品做出内在的延伸和外在的解读。“动/静”“简/繁”的美学辩证；“草蛇灰线”传统技法的运用；“以我观物，以物观我，物我共泯”的“性情”之思与“性灵”之诗；《红楼梦》的美学资源；中国传统抒情美学……这些不仅涉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也彰显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吴义勤以这些传统资源作为解读阿来、贾平凹等作家作品的触发装置，不仅解开了这些当代文学精品中的丰富质素，同时也证明了当代文学的时代价值。当代文学虽然再也无法回到古典文学的语境中去，但这并不代表当代文学不具备赓续古典文学传统的能力。如果说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种话语资源，为吴义勤增加了批评的宽度，那么革命与启蒙的现代文学则化身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为吴义勤的当代文学批评提供参照。无论是吴义勤从新乡土史诗的建构角度，分析关仁山《麦河》中描写的中国农村的复杂现实，还是从“现代”“历史”两方面，证明《唇典》中游荡着鲁迅、沈从文式的现代“幽灵”，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支点。现代与当代的划分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基准点，却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当代也继承了现代。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化的存在，承担的应该是照亮当代文学前进道路的使命，而绝非是一只徘徊在当代文学周围的“幽灵”。所以，吴义勤虽然以治当代文学为人所注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批评中，无论是对古典文学资源的攫取，还是对现代文学话语的借鉴，他都熟稔于心，信手拈来。所以，这也是吴义勤的批评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

关于第二点，吴义勤倡导从正面肯定作家作品，实际上是他希望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能够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工作式关系，而绝非哪一方主导哪一方的从属关系。学界中有些批评家往往标榜自己是站在为文学发展考量的角度，所以才对一些作家作品提出尖刻的批评。不可否认，这样的批评在短时间内能够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监督促进作用，但是再往深了想，秉承这样一种观念的批评家潜意识中可能也存在着一点私心，并不利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长久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他者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自我价值判断的肯定。所以，批评家在对作家创作进行否定式批评的过程中，也悄悄地完成了对自我批评主体正确性、正当性、超越性的确立。尤其是一些对名作家喊打喊杀的批评最为明显，多少有一些自我炒作的嫌疑在其中。虽然吴义勤强调应当从正面发现和阐释肯定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但这并不代表他对一些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贾平凹一直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往往两极化。吴义勤一直比较重视贾平凹的创作，对于贾平凹作品中赓续的古典传统以及对乡土中国的深刻描写，都十分认可，然而对于贾平凹存在的问题，吴义勤在文章中也会开门见山地指出来：“作家对历史、现实社会内部复杂性、矛盾性的表现，似乎难以让人尽兴。”④但是无论如何，瑕不掩瑜。作家的瑕疵当然可以指出，但是对于读者以及批评家来说，能看到作家作品中有价值的东西更加紧要，也是更加需要的。而这也是吴义勤所讲的“剜烂苹果”式批评的核心所在。

另外，吴义勤乐于为文坛新锐、寂寞无名的作家提供帮助和支持，这本身也是一种从正面肯定作家作品价值的表现。因此，对一些优秀而又无闻作家的挖掘与扶持，也是吴义勤在批评实践中最为重要的特色和贡献之一。作家与批评家，有時候也像是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当代文坛上一些已经有了大量文学创作，却还未能在舞台享受聚光灯的作家来说，吴义勤应当是批评家中伯乐一般的存在。普玄、张平、王妹英、朱文颖这些并未蜚声文坛的名字，却在文学创作上并不沉寂，他们都有大量优秀的文学创作。以张平为例，他往往被冠以主旋律小说作家之名，在文学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重新生活》虽然是张平小说“反腐”这一大的叙事框架之下的作品，然而，吴义勤认为：“张平不再正面面对斗争的主战场，不再呈现如何层层剥茧侦破腐败案件，拿下腐败官员的斗争过程，而是将主要叙事对准了腐败官员被清除之后的‘余波’，对准了‘地震’后的官场生态以及‘地震’后的官员家属们，简言之，小说主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说的意义空间也得到了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