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实验室：“科学”的社会化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①

大兴的努力，正直，热诚，使自己到处碰壁。他所接触到的人，会慢慢很巧妙地把他所最珍视的“科学家”三个字变成一种嘲笑。他们要喝酒去，或是要办一件不正当的事，就老躲开“科学家”。等“科学家”天天成为大家开玩笑的用语，大兴便不能不带着太太另找吃饭的地方去了！

——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1943）②

今天的文学家与科学家有着相同的使命。科学家在发现新的世界、新的自然规律；文学家则应该努力发现新的人、新的生活准则。

——靳凡《公开的情书》后记（1981）③

20世纪以来，“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日渐普及，并强力重塑着民众的生活世界。开篇所引三则，便显示出“科学”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复杂影响。第一则，出自胡适为1923年“科玄论战”所撰总结，强调“科学”作为现代西方文明之精粹，逐渐占据至尊地位。文中虽也提及梁启超在一战后反思“科学万能”论，但颠扑不破的前提仍是科学权威的确立；第二则，取自老舍在战时重庆所作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小说描写了在美国学成归来的园艺学家尤大兴来到“树华农场”，满心希冀“科学救国”，却因不通人情世故而四处碰壁，直至“科学家”三个字沦为嘲讽之语；第三则，选自靳凡（刘青峰）为自己的书信体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所作后记，道出时代语境下年轻人的思想取向，对他们而言，科学与文学无不孕育着新价值、新生活与新信仰，这一除旧立新的文化选择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仅凭这三则文字，便可一窥“科学”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深广影响。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转折关头，在“文明等级秩序”的压力下，在救亡图存、追求富强、抗战建国的一系列紧急任务面前，“科学”不仅意味着先进知识与实用技术，更负载众人之幸福、社会之进化的艰巨使命。它既落实为理性主义与科学方法，又承载了从宇宙观到社会观、政治观进而到人生观、道德观的全方位变革，最终发展为一种最为权威的文化范式与超级能指。

大体来说，科学堪称封建社会的挑战者、现代文明的推动者与新信仰的提供者的三位一体。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科学主义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正因为它存在着中国特有的、用现代常识理性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隐形模式”④，这意味着在中国语境中，理性与道德、知识与正义、科学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的，而非彼此孤立。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科学一直都是高度人文化与道德化的，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密切互动。正如巴里·巴恩斯指出：“科学并非首先是提供特殊的技能，而是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和思想基础”，“鉴于科学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基础，那就必须把它看做是文化的产物”⑤。由此，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成为，“科学”到底是如何走出“知识黑箱”，演化为新生活方式与新文化的“地基”的？“科学”是如何完成其社会化进程的，仅靠科学知识的传承扩散吗？

谈及“科学”的人文化与社会化，有一个文化符号绕不过去，那便是著名的“赛先生”。一般认为，“赛先生”诞生于陈独秀为《新青年》杂志辩护的文章《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中认定只有“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⑥。瞿秋白评价道：“二十余年来和欧美文化相接，科学早已编入国立学校的教科书内，却直到如今，才有人认真聘请赛先生（陈独秀先生称科学为Mr. Science）到古旧的东方国来”⑦，科学才真正进入并搅动古老中国文化的深层根基。沿此思路，不妨继续调用“赛先生”这一文化形象，站在科学与文化的交叉地带，考察“科学”走出教科书与实验室之后，渗透进中国的社会化进程。以“赛先生”为视角，可以观察科学观念在确立与普及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及其包含的伦理导向与意识形态内涵。

比方说，当科学观念由精英群体扩散至更广大的基层社会后，到底带来哪些变与不变？再比如，那些独属中国语境的时空维度，像是老舍小说描写的“树华农场”这类基层社群/关系网络，又或是靳凡所描写的身处特定情境的一代人，这些要素的加入到底令“科学”演绎出哪些故事，造成何种后果，又萌生了哪些影响至今的重要思想文化议题？要面对这些丰富切实的问题，或许可以借力于“赛先生”闯入中国社会之后经历的种种故事，以此为中介，去谛听现代中国文化生成的内在节奏。

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科学故事的三重讲述

当“科学”概念与社会结构深入互动时，会激发出一套套故事/叙事，亦即以艺术形式重述与再现发生之物，使之变得可以理解与共享，并負载着特定的意义。关于科学知识的叙事性与建构性，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与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合著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1979）堪称经典。两位作者在实验室近距离观察科学家的日常工作，深入阐释了科学知识是如何在实验室内部的互动与协商，以及社会文化的制约下建构起来的。这类理论考察了科学知识的专业化/职业化生产过程，还可以继续去探究的是，“科学”的社会形象又是如何被生产的？“科学”是如何传播，并转化为可被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大多数人阅读与感知的修辞系统/形象符号的呢？科学观念如何在中国社会运转起来，并被赋予无穷的“魅力”/“权力”的？科学观念只有转化为一套面向公众的情动机制与主体召唤术，被注入温度与价值，以及强烈的道德感，才有可能搅动中国文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旧有价值系统，有机参与进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科学”完成自我的叙事化，才有可能入脑入心，化作现代价值谱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故而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倡导“文学革命”的杂志《新青年》上，会诞生“赛先生”这样尽人皆知的宣扬科学精神的文化符号，二者实则统一于文化现代性的进程之中。正是在陈独秀的激烈辩词中，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两面鲜明的旗帜，象征着革命的力量与前进之方向。相比起直接音译为“赛因斯”，“赛先生”的说法形象地展示了以西方文明为师长的学习姿态，且更便于民众理解、使用与记忆，加速了其普及传播的效率。

在20世紀文化变革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文学，在打造“科学”形象的过程中同样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已形成若干认知模式：其一，以英国科学家兼作家C.P.斯诺于1959年提出的“两种文化”论为代表，强调二者的分隔与差异，激起广泛共鸣与持久回响。其二，研究文学学科的科学化/现代化进程，具体表现为研究文学学科的建立，研究古老的文学如何转变为一门现代“知识”，以及文学研究如何获取方法上的科学性。这主要集中于制度史、学科史、学术史等领域。又或以“影响论”“机制论”的方式，讨论科学如何全面再造了文学的生产、创作与传播等过程，这在近年来的新媒体文艺研究中尤为常见。其三，强调文学在预示、警示、反思等方面的能动作用，揭示其守护人文精神、省思科技后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后两种论述模式，其实也是在“两种文化”的前提下展开的，在科学霸权作用的支配下探讨两种知识类型之间的关系。

站在目前已有的学科分类体系而言，上述讨论方式是合理且重要的。但如果回到文明转型的历史语境中，会发现在文化现代性的诉求下，科学与文学虽是各具自律性的两种知识类型，却也扭结为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共同体。科学与文学，在革命的世纪里被彼此深深影响，科学性内置于文学学科的形构之中，而科学之所以能发挥巨大的文化影响，也仰仗于文学叙事，文学拥有不容忽视的能动力量。

在此意义上，面向大众读者的科学故事，便具备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记录了大众对于科学的认知与理解过程，承载了大众对自我的期许与规划，进而以各种形式参与构建了公共认同与现实生活。科学故事所讲述的三重内涵与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科学故事承载了中国本土经验的复杂性。科学观念是被有机结构进整个社会文本中的，而非一个孤零零的观念。科学故事是高度情境化、经验性与差异化的，故而也可被看作“准民族志书写”，记录了所谓“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的“挤压”之下，如何“紧急变身”的过程，其中的经验教训特别需要身处这一文化语境中的研究者加以总结。

其二，科学故事具备揭示文化生成逻辑的理论价值，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客观性”？相比起社会调研、数据统计、田野考察，文学文本的细读看似不够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