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静是我的师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妹，是严格意义上的师妹——我们都是韩毓海老师的研究生，按照流行的说法，属于一个师门。

但在李静到《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工作之前，我跟她却不熟，甚至可以说不认识，现在想起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韩老师没有什么门户意识，他认为学问的天地很大，不要搞成圈子、门派、江湖，就鼓励学生到不同的老师那里去学习，在观点的争鸣、知识的博弈、思想的淬炼中磨砺自己。我记得很清楚，2001年我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时，他多次向我推荐李零老师的课，弄得我一头雾水：我一个学当代文学的，还要去听古代文学的课？我的愚钝让我错过了听李老师课的机会，直到后来读了李老师的文章才理解了韩老师的苦心。大概因为有放学生到无穷的远方与无数人中去的想法，韩老师很少组织师门聚会之类的活动，这样我跟“同门”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二是我比李静高几届。我硕士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2009年又考上韩老师的博士，“回炉”再造。李静不一样，她自谦是“小镇做题家”，但其实她的起点很高，本科就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真正的万里挑一，而且优中选优，本科起点直博，是真正的高材生。算起来，我读博士的后两年（2012、2013年），她开始直博，应该有一定的交集。但那时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读书，加上2010年又有了孩子，每回去学校都像打仗似的，匆匆忙忙到教室，慌慌张张听课，一下课就火急火燎的，不是往单位跑，就是往家里赶，跟同学们接触极少。说实话，我那时候真不知道有个师妹叫李静，以后还会成为同事。或许，她可能对我有点印象：这个行色匆匆的师兄到底是个什么鬼？

我跟李静真正熟悉起来，是2018年上半年她博士毕业找工作时。这就说到我们的老所长、老主编祝东力老师了。我是2016年从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工作的，祝老师那个时候是所长，后来又兼任《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编。那个时候，编辑部人手极缺，加上祝老师、崔柯、杨娟，技术编辑丁爱霞，连兵带将，一共四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祝老师就约我做特约编辑。即便如此，依然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我印象很深，2017年终述职时，祝老师说自从接了刊物主编，自己压力山大，一年下来，头发也白了，牙也掉了。我当时还“笑话”祝老师小题大做，不能举重若轻。后来我接了祝老师的班，才知道其中的厉害，编辑学术刊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编好真是太难了。我接手时已然兵强马壮，但一年下来头发也白了不少，幸亏牙没掉。

所以，那时候，物色人才，招个好编辑，是祝老师的一大心事。当时，院里有规定，应届毕业生进院工作，必须到行政岗锻炼两年。为了解决这个障碍，祝老师反复找院领导汇报、沟通，爭取了一个用人指标，而且不用到行政岗锻炼，直接做编辑。李静之前给编辑部投过稿，质量很高，顺利刊用，她也参加过所里主办的几次学术活动，给人的印象很好。李静参加院里组织的应届毕业生招聘考试，报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的编辑岗，顺利通过笔试、面试，确定入职。

没想到，这时候又出了岔子。院里领导更迭，班子会上讨论应届毕业生入职事宜时，没人提醒新领导这个岗位的“前史”，决定李静还是要按惯例到行政岗锻炼两年。祝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坏了，跑到我办公室说，要是真到了行政岗，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呀！说着说着脸都红了。我记得当时是下午四五点钟，他十点左右就要乘航班出国，他是真急坏了。我建议他去找新领导汇报，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尽力争取。祝老师连忙联系新领导，新领导正在原单位办公室收拾东西，让他过去谈。他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我在办公室心神不宁地等。半个多小时后，祝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问题解决了，李静还是到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