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我对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满怀焦虑的同时，又充满好奇心：在后疫情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中，和我们每个人生存息息相关的文学与研究，在面对危机的同时，又迎来什么新的机遇，拥有哪些“历史再出发”的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困惑和期待下，我读到了李静的《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眼睛为之一亮：我欣喜地发现，在年轻一代学者中，还有人在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现状”，来寻求、思考、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与研究（背后更有当代中国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未来”之路。尽管由于时代与知识结构的距离，我对她的论述，还有许多不懂之处，但仍愿意如实写下我的关注与思考。

我想从2022年所写的《商金林学术研究的“现代中国人文史”视野》一文说起。文章谈及商先生发现的关于鲁迅的一个重要史料：1930年代，日本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在所拟广告词里给予鲁迅两个重要评价。一是明确提出，要关注和研究“现实的活的中国”：它对于世界是一个“伟大的谜”；“解开这个谜的唯一钥匙，就是这部《大鲁迅全集》”。二是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方法，作出新的概括：不仅研究“从古代到近代支那小说”，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这就“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人文史的顶峰”。正当我为商老师的新发现兴奋不已时，又注意到，也就在2022年9月，在陈平原老师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我立即敏感到，这绝非偶然。其所提出的是一个“解开‘现实的活的中国’之‘谜’”的学术使命，以及相应的超越文学史的“人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它很有可能在21世纪初历史大变动中，为陷于困境的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以至新方向。我因此在文章里响应商金林、陈平原二位的倡议，明确提出要“接着鲁迅往下想，往下写，往下做”，突破“重传统，轻现、当代研究”的学术现状，重振“现、当代中国”的“人文学”研究，认真总结20世纪、21世纪初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教训，以解析“现实的活的中国之谜”。

此刻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李静的新著，就是我所期待的，解析“现实的活的中国”之“谜”的“人文学”著作。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自觉于此，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独特视野：以“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为突破口。本来“赛先生”和“德先生”一样，都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主题词；现在作者将其延伸到当下，研究“赛先生在当代”，讨论“现代社会与现代中国人生活中的科学，探究科学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叙事系统”，从而将“科学”与“文学”，及其背后的社会、思想、政治、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这本身即构成了本书的最大特色与贡献。

书中包含了独特的“科学观”：“在中国语境中，理性与道德、知识与正义、科学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的，而非彼此孤立。在现代化转型中，科学一直是高度人文化与道德化的，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密切互动。”正是从这样的科学观出发，“本书关注的不是思想史和制度史里的‘科学’”，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不同阶段中”。于是，李静又有了一个独特发现：在当代中国的现代转型中的两个关键时刻，“赛先生”都是一个核心性存在，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也是以这两个历史时刻，结构成“上”“下”两篇。

上篇题为“历史转轨中的‘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