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在时间的脚步跨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坛曾经先后出现了一批旨在关注、思考和表现知识分子这一特定人群的长篇小说。具体来说，这一方面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作品，主要包括有宗璞的《西征记》、格非的《春尽江南》、范迁的《锦瑟》、刘醒龙的《蟠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以及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等。

一、抗战中的民族正气书写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宗璞“野葫芦引”长篇小说四部曲中的第三部《西征记》。《西征记》中有两位最主要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一位是那位后来勇敢地走上了抗战前线的玮。作为一位很是有一点培养前途的可造之才，他原本可以留在学校继续深造。文本中，玮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老师萧子蔚先生对人才的特别器重，另一方面则是恋人殷大士的那种真切感情。但所有的这一切，到后来都没有能够影响到玮投笔从戎、积极抗日的坚强决心。实际上，在玮的内心深处，自己之所以一定要参军服役，也只不过是在履行一位公民的“本分”责任。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作家没有人为地拔高玮的思想境界，所以，他的毅然弃学从军行为才会愈加感人至深。但其实，玮原本也未必非得牺牲不可。结束了通讯学校的学习生活之后，玮本来应该到炮兵学校去工作，但由于阿谭突然发烧，他就顶替阿谭来到了更加接近于前线的保山通讯学校。正因为来到了保山通訊学校，所以玮才最终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嵋是《西征记》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她之所以毅然从军成为伤兵医院里的一名志愿者护士，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江昉先生所讲授的《国殇》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很显然也是受到了表哥玮投笔从戎精神的感召。只要将小说中的嵋这一人物形象与现实中的作家宗璞的情况（一则嵋的年龄和宗璞当年的年龄相一致；二则嵋的父亲孟弗之的原型乃是宗璞的父亲，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略加对照，我们就不难确认，嵋在《西征记》的诸多人物形象中，毫无疑问是最具自传性色彩的一位。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不妨干脆把《西征记》当作一部成长小说来加以理解。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看，则嵋在成为志愿者护士之后曾经先后目睹经历的战争中的一切，不管是医院里丁医生职业精神的严谨、陈院长内心世界中的光明与黑暗并存，还是嵋在意外掉队之后先后邂逅的阿露和本杰明；不管是那位无名女兵感人至深的遗信，还是与彭田立他们一起最终说服马福土司，都应该被理解为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嵋，所不能不领受的一个启蒙教育过程。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表哥玮那意外而壮烈的牺牲过程。在日常的和平岁月中，如同嵋这样正处于花样年华的少女，原本正应该端坐在书桌前读书。但由于有了战争的发生，她却必须在很小的年龄被迫去面对各种令人震惊的生死场景。无论如何，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嵋，肯定就不再会是战前那个天真童稚的嵋。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嵋是一位带有突出自传性色彩的人物形象，所以，她的相关思考，同时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宗璞的相关思考。《西征记》中那种异常显豁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正与作品的自传性特点紧密相关。

二、理想化人格与知识分子的涣散无力

如果说宗璞《西征记》的聚焦点是既往的抗战历史，那么，格非在“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春尽江南》中所聚焦的就是当下时代涣散无力的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在当下这个充满着各种挑战的时代究竟何为？可以被看作是格非借助于《春尽江南》这一小说文本所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说到这个核心问题，就必须对谭端午这个小说的中心人物形象展开一番深入的剖析。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正是在尖锐地追问知识分子在当下这个时代究竟何为这个核心问题的过程中，格非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对于谭端午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换言之，对于谭端午形象的成功塑造，乃是《春尽江南》突出思想艺术成就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具体深入分析谭端午这一人物形象之前，我必须首先把自己在阅读《春尽江南》的过程中，对于谭端午的一种强烈认同感表达出来。认真地回想一下自己长期以来的小说阅读经历，在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众多优秀作品中，能够在精神层面上引起我强烈认同感的，实际上是非常少见的。说实在话，此前曾经引起我强烈认同感的大约只有两位知识分子形象，一位是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另一位则是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中的庄之蝶。但相比较而言，或许是因为年龄约略相仿、人生经历基本相似的缘故，这种认同感最强烈的，恐怕还应该就是格非这部《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在谭端午身上，我不无惊讶地发现了一种自我的影像式存在。倘要进一步追问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们大约只能说，格非能够如此深入如此一针见血地切入谭端午的精神世界之中去，是因为与创作过程中个人生存经验的充分调动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能够被批判，恐怕也与其中格非自我生存经验的强势介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我，之所以对谭端午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是因为我和格非都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因而有着大致相似的人生轨迹的缘故。

谭端午这一知识分子形象，最突出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他的百无一用。只要略微回想一下，你就不难发现，在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中，谭端午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干，即使干也干不好的文弱书生。好不容易自告奋勇承担了一回租房的日常事务，结果还酝酿出了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房屋风波。对于当下时代的中国家庭而言，孩子的受教育，孩子的成长，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除了曾经去若若的学校为孩子们做过一次偶然的演讲，你根本看不出谭端午为了若若做过一些什么。不仅如此，每当妻子庞家玉因为要教育若若从而不可避免地和若若发生冲突的时候，谭端午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视而不见退避三舍，一个人躲到外边去散步。除了写诗，除了一直在写那部想不好开头的长篇小说，除了总是端着读那本《新五代史》，除了和几位朋友偶尔喝酒消遣，除了和小自己好多岁的绿珠姑娘调情说爱，你可以发现，谭端午几乎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不做任何事情。以至于你很难想象，假如没有生性泼辣、个性坚韧的庞家玉替他遮风挡雨，谭端午还能否很好地生活下去？说实在话，在初始接触到谭端午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他的百无一用，确实曾经让我联想到过当年俄罗斯文学中影响巨大的“多余人”形象。当年的这些“多余人”，一向被称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虽然由于出身于贵族之家而形成了先进的思想认识，但却因无法探寻到改变社会现实的合理化道路而徘徊彷徨，缺乏实际行动的能力。这也就是说，这些“多余人”最起码从主观意愿上来说，还是愿意努力改变现状的。但对于谭端午来说，他的百无一用却是自我主动寻求的某种结果。“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

问题很显然是，谭端午自己为什么要自觉地疏离于时代之外，要以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方式做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呢？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把谭端午的存在方式和他的诗友们进行一番简单的比较。谭端午、徐吉士、陈守仁，三位都是在1980年代的中国很有些影响的青年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