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挪威作家约恩·福瑟，“因为他的创新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发出了声音”。福瑟常被称作“新易卜生”，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福瑟曾经说过，“东方人仿佛能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我的作品”。在看到他的剧作《有人将至》在中国上海的演出后，福瑟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一版本对我剧作的理解是那样的透彻、完整。在对原作理解的精准度上，在你所能够想象到的任何戏剧层面上，这一版本的《有人将至》都达到了我前所未见的、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自从欣赏到这一版本的演出以来（无疑这是全球范围内对我作品最好的舞台呈现之一），我心中油然而生对中国戏剧，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深深敬意。中国的文化与艺术是如此博大精深，而当它体现在戏剧舞台上的时候，又是如此的巨细靡遗、浑然一体。”①是什么让福瑟对其作品在中国语境下的再现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呢？福瑟作品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又给我们哪些启示呢？这是笔者在下文中着力关注的两个问题。

福瑟在中国的接受情况

福瑟在中国的接受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对其作品文字的学理性批评，其二是通过演出的方式对其作品的创造性解读和再现。中国对福瑟作品的学理性批评主要有四种，其一是对福瑟其人其作的整体性描摹和理解，有关福瑟独特的生命美学；其二是对福瑟作品中关键意象的解读和阐释；其三是对福瑟作品艺术手法的归纳与总结，包括音乐性和节奏性；其四是把福瑟剧作置于整个现当代戏剧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再鞭辟入里地分析其对特定戏剧理念的创造性贡献。而对于第二种形态的接受，则体现为中国的戏剧导演和演员充分利用福瑟剧作中留白的部分，通过融入特定的中国文化元素，寻求“模糊性”和“可演性”之间的张力。

在学理性批评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福瑟的中国译者邹鲁路的两篇研究成果。其中《“进入黑暗的漫长旅程”——戏剧家、小说家、诗人福瑟》一文综合考察了福瑟整个的创作历程，以及向戏剧人生的转向，描摹出福瑟具有鲜明风格的生命美学，并最终总结出福瑟如何以超然的姿态找寻到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动态平衡，勾勒出最为本真的生命谜题抑或意义：“在一部又一部剧作中，他不断返回着自己从最初的小说和诗歌创作中就不懈探索的极简主义与诗意纵横的独特语言风格，反复沉吟着与人类内心的茫茫黑夜距离最近的主题：交流的渴望与挫败，爱与丧失……是谁曾经说过的？——‘所有的旅程，都是归程’。”②从福瑟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他的作品本身也是不断内寻的过程。当所有细腻情感幻化出的微妙故事慢慢重叠为生存轨迹，“存在”真正的意义也恍然诞生了。的确，所有的旅程，都是归程，无论是福瑟创作生涯中的“戏剧转向”还是他所有形式的作品中展现的生命情状，都让我们看到写作本身对福瑟而言就是一次归程。在外部与内部，简约与深刻的张力中，一个鲜活的、富含多重生命色彩和热度的福瑟也站到了我们面前。邹鲁路的另一篇研究文章《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约恩·佛瑟戏剧作品中的关键意象》则有关福瑟作品中的关键意象，包括海、雨、秋、悬崖上的老房子、窗、照片、沙发。福瑟借助这些意象营造了一种奇特的氛围，让我们在浸润性的语境中读出自己，读懂自己，也恍然发现作品中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每个人的影像和投射。“虽然来自与我们身处的国度距离如此遥远的‘世界尽头’，但佛瑟戏剧世界里的人生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③福瑟的舞台是质朴的、简约的，他所需要和借用的舞台正是自然本身的韵律和生活中最普通的场景。在福瑟的笔下，深邃的大海、绵密的细雨、萧索的秋、孤独的悬崖上的老房子、带有超验色彩的窗、具有年代感的照片和沙发仿佛都被赋予了人格，隐藏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连缀而成既简单又深刻的主题。借助这些关键意象，人类的生存困境得以通过隐喻性的方式被创造性地再现。这些意象既来源于最平凡、实在的生活，又因为福瑟充满慧心的笔法具有了涌向生活之外的潜力，并最终在“逃逸”和“回归”的和解之间诠释出“此岸”所蕴蓄的生命能量和“彼岸”所包含的永恒憧憬。理解这些关键意象也是在微妙的“氛围感”中和福瑟真实的心灵图景实现真正的契合。

除了邹鲁路老师的两篇代表性文章，南京大学陈俊杰的毕业论文也有关福瑟的生命美学和作品中的关键意象，并把福瑟的戏剧创作视作一种挽救共同体的尝试。陈俊杰指出，正是在挽救共同体的失败中生成了福瑟独有的异托邦模式，既想要远離现代文明的结构和范式，但又不可避免地和其有隐秘的关联。在福瑟的剧作《一个夏日》中，剧中人物阿瑟一直渴望在大海的浪涛里找寻生命的意义，并最终消失在海上。陈俊杰这样评价大海意象在这部剧中的关键意义：“将大海看作无尽的深渊加以崇拜，是对无限的自由和灵性的憧憬与想象……阿瑟释放主体性的方式是静态的，他所期待的不是戏剧剧场时期的改造世界的行动，而是与整个世界的同化，这种愿望最终化为他出走的行动。”④大海所蕴含的野性呼唤也重叠为剧中人物阿瑟的人格：他渴望融化在大海的声音里，在每一次浪涌里，找寻到生命最为本真的意义。但是他始终在途中，一直在辗转，或许只有“消失”才真正从本体论层面上完成了自我性的救赎与解放，并与理想中的世界慢慢同化为一体。陈俊杰在点评福瑟的另一部剧作《吉他男》时，尤为关注“时间”对诠释福瑟独特生命美学的关键意义。在这部独角戏中，吉他男在寂寥的歌声中找寻着自我，明白万事万物皆有定时。陈俊杰指出，“吉他男超越了单向度的时间，而以更加立体的眼光看待生命本身，而他的主体性正是体现在这种主动‘舍弃’的概念，‘开始’即是为了‘舍弃’（结束），‘舍弃’是为了下一段‘开始’，这一切都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⑤。吉他男在时间的流动中完成了对生命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歌声既是有关理解这个无序、纷杂的世界，又是有关“隐逸”和“出走”的渴望。主体性一方面被放大，在音乐的崇高感中得到了极致的彰显，另一方面主体性也消隐了，让个体存在融入更广阔的生命画卷之中。正是因为吉他男对“开始”和“结束”，“拥有”和“舍弃”有了辩证的思索，才能让他逃离出时间之流，复归生命的本真。陈俊杰的这段表述精准地指出了福瑟如何运用对“时间”和“存在”的理解，幻化出了一条对所有人来说既是回归，又是逃逸的路线，让时间性最终融入空间性之中。福瑟借助缥缈不定的音乐，完成了对不可见、不可感之物的描摹、想象和认同。的确如同陈俊杰所说，虽然福瑟笔下的人物屡屡面对的是挽救共同体的失败体验，但是正是在“不断失败又不断寻找”，“不断逃逸又不断回归”的动态旋律里，蕴藏着福瑟式的生命美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