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学术成长的旅程上，三十八年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至关重要。此后关于“燕园三剑客”的说法广泛流传，作为小弟的我，获益最大。近年好几次与钱、黄两位兄长同台表演，我都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致谢。比如，2018年10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落花时节读华章——‘漫说文化’三十年”暨《漫说文化丛书》出版纪念分享会，或者2019年10月27日由北京活字文化组织的“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论坛，有相关报道及对话实录为证。《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推出“黄子平学术思想评论专辑”，则收录钱理群的《关于“同时代人”的两点随想》、赵园的《我所知子平与枚珊》以及我的《在边缘处策马扬鞭——关于黄子平的学术姿态》等八篇文章。

2020年春季学期，因新冠疫情肆虐，北京大学改为线上教学。对着空荡荡的镜头宣讲，不再与学生面对面，无法交换眼神，不仅不精彩，而且容易忘词。为了备忘，我写下了部分讲稿或详细的大纲。课后意犹未尽，干脆整理成文，交给《文艺争鸣》刊发，也算是对这个特殊时代、特殊课堂的纪念。这当中，就有专论黄子平的《文本、灰阑与意识形态——关于〈灰阑中的叙述〉及其他》，此文初刊《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后收入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2月）。

四年前，在黄子平新书座谈会上，夏晓虹提醒我不要太早进入怀旧状态。因为，岁月本就催人老，你再开口二十年前，闭口三十年前，沉湎于过去的好时光，心态很容易老去。道理是这个道理，可今天的发言，没办法，我还是需要先叙一下旧，因在座的大多年轻，不知道过去的故事。

四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作为一个有志进京发展的外省青年，前来北京大学踩点。那时候我还在读硕士，唯一认识的北大人就是黄子平。到子平兄那里聊天，送上我刚完成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看完觉得不错，推荐给老钱；老钱看过了，又推荐给王瑶先生。王先生于是决定第二年招收博士生，并让老钱通知我来报考。所以，我进北京大学，他们两位是引路人，最为关键。现在的学生们很难想象，当年我们聚在一起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时候，我还是个博士生。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出道较早，全靠他们两位提携。

这里还得穿插一件逸事。2000年4月，去国多年的子平兄第一次回北京大学做讲座，就在我们今天的理科教学楼一楼。那天晚上，场面甚为壮观，因开讲不久就停电，我赶紧让学生买蜡烛，大教室里点了几十根蜡烛，子平讲得很开心，说从来没这么浪漫过。可惜不久又来电了，这让他很伤心——若能在烛光中讲完这一课，不说进入历史，起码可以吹一辈子牛。

刚才提到2018年我们为《漫说文化丛书》重刊，在北京大学畅谈“三十年落花梦”；而后又有一系列围绕子平兄的活动，那都是老钱建议的。老钱认为，子平去国多年，目前的中国学界对他不是很熟悉，我们得为他捧捧场。于是，围绕他的新书《文本及其不满》举办座谈会，还有在《文艺争鸣》组织评论专辑，再加上我的课程讲述，都是基于这一思路。当然，首先是子平兄学术实力雄厚，这才可能迅速吸引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那么多年轻人。

在《文本及其不满》的座谈会上，我谈及批评家的同代感与史学家的异代感，相关论述已见《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新著主题论坛实录》（李浴洋整理，《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1期），这里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