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我们也召开过同题讨论会。此后四年时间，中国、世界以及我们自身，都变了，真可谓“历史的巨变”。就今天到会的子平、平原和我，以及没有到会的玫珊、晓虹、赵园、得后而言，我们“四家人”，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都老了”。最近，我为自己的《养老学研究笔记》写的序言，题目就是“直面衰老与死亡”——至少我和赵园、得后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追问与思考：“我是谁？”——我正在读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自传《我是谁？》，我自己也准备写一本《我是谁？》。这就与今天的“同时代人”话题有了关联。我的发言就从这里切入。

按子平“引言”的说法，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最大特点，是在“时代的断裂之处出现，一群自觉站在断层上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进行写作的人”——今天，我們所面临的“时代的断裂”就更加严重了。那么，新一代人的写作与学术研究，又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新的表达方式”呢？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对新一代的选择，有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借鉴呢？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和所处时代的关系。

我们“同时代人”的选择是：“不是逆时代而动，也不是在时代之外袖手旁观，而是如此深刻地嵌入时代，但又保持尼采式的格格不入，才能看到时代，感知时代的黑暗之光，蘸取当下的晦暗进行写作。”

这回因追问“我是谁”又读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民族性》对1980—19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分化”做了三个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