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围桌谈麈”，真的颇有古人“挥麈清谈”之雅。各位老师讲得都很真诚，既有古风，又很有“时代感”，我是深深地被打动了。陈平原老师说他是四十年前来到北京大学，我也是四十年前来到北大——他是来读博士，我是来读本科。10月14日举行了我们83级入学北京大学四十周年庆典，这个庆典的规模，不知道是不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我们83级当年两千多人，此番回来七百多人。沿着未名湖围了一圈拍集体照，本想使用无人机拍，但是北京不允许，所以只能采用环湖拍照。我顺便得知了一个数据可以广而告之：未名湖七百人围不过来。七百多人手拉手，还差一百多米，大约九百人可以“合围”。

我也沉浸在这个四十周年庆典的激动里——这个庆典，给人强烈的时代感。那天在百年讲堂举办的联欢晚会，唱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的歌，参加这个“围桌谈麈”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老师都听过。我们把当年闻名校内外的“草坪乐队”都请来了，唱那些当年的老歌。“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这类歌，本来当时都唱烂了，可是一听，很多同学的眼泪哗啦啦地流。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庆典组织得还不够细腻。我们中文系是喜欢挑毛病的人，都是天生的批评家。这个庆典是理工科同学组织的，而且是以美国留学的理工科同学为主策划协调的，在我们看来比较粗糙，但是非常感人。我说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那个“时代感”已经完全被召唤出来了。中午我们七百人到学一大食堂吃饭，吃的都是当年的菜肴。什么烧茄子、炒二冬、干烧肉，吃的都是“时代的味道”。

这一次黄子平老师出的这个题目：“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很玄妙，很给人幻想和联想空间的。“时代”这个词儿，应该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我看了这个题目之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俄罗斯，俄罗斯19世纪的“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就是“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指引了俄罗斯从荒蛮走向强盛，真像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说，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余年来，时代和时代感，都是关键词。其中特别具有突出的时代感的，一个是五四，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时代的人，仿佛有特别自觉的时代意识，好像自己肩负了某种使命一样。我和一些同学也是——也可能这是北大人特有的一种感觉。当年我们不是77、78、79新三届的，我们是80级的高中生，83级的本科生，真正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上了北京大学，觉得特别牛。这种北大人的自觉不俗，后来也被批评，例如陈平原老师就很理性地指出过。北大人天然地认为，天下是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干，谁干？”不用号召，自动就会“撸起袖子加油干”。当时北京大学号称八千精英，我也不明白，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这个称谓是谁提出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时代感的称谓。

如今这场“围桌谈麈”，一个自带的意义是三位老师——燕园三剑客，又一次在正式场合相聚。我跟高远东师兄走进会场时，就说到这个话题。三位老师私下有很多机会相聚，这一次正好借黄子平老师的系列讲座，再一次聚首。这是一场并未大声张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现场来了特别多旁听的同学，“挤挤”一堂，差不多也可以说是空前，包括又一次我们所谓“北大三东”——高远东、吴晓东、孔庆东，也悉数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