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老师提出的“同时代人”概念出自阿甘本。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通常从字面引起的联想——作为代际关系的“同代人”的意涵十分不同。它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是指向人文学者对自我与时代以及对一种新的时间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考。在阿甘本看来，“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所谓的同时代性，指的是一种自我与时代既依附又保持距离的奇特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通过疏离、脱节乃至时代错位而让自己与时代产生关联的辩证法；换言之，“同时代人”乃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或者说是时代的“异乡人”。这位时代的“异乡人”，既深陷时代之中，又能将自己从中抽离出来，凝视时代的黑暗，并蘸取这一黑暗之光进行写作与批评。

在我看来，黄子平老师提出“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这一议题，其实是想借用阿甘本的概念，来为当下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文学批评找到一个出路。黄老师提到，他曾经被一位70后作家问到，为什么不写当代作家评论？他的回答是：我和你不是同时代人。不过，后来读到阿甘本这篇文章，让他反省他的自我辩护是否将这个概念狭窄化了——将同时代人窄化为了同龄人。借用阿甘本的定义，黄老师不仅大大拓展了“同时代人”的意涵，也十分巧妙地化解了他在70后作家那里遭遇的当代批评的危机。在很长时间里，批评与研究被认为是两种互相排斥的模式；但“同时代人”的批评，召唤着批评者将各自的“古代”带入当代，这就将历史的维度和文学研究的维度引入了文学批评。历史维度的引入，使得黄老师成功地将狭义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推向了广义的文学批评。在这种广义的批评视野里，就包含了一种新的时间哲学，用黄老师写在讨论会提要里的话说，即一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糅合的历史性装置”。这种新的时间哲学，在根本上挑战了将“时代”或者说“代际”作为一种实体来理解的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

“同时代人”批评视野里所内含的这种对历史主义的挑战，令我特别心有戚戚。我想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即文学史研究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来做一些回应。与文学批评的境遇相似，文学史或者说关于文学的历史研究，在今天其实也充满了困境与危机。黄老师在周三的讲座中用谱系学的方法，对从《史记》到当代电影和戏剧中的“荆轲刺秦”故事进行了一个主题学的分析。讲座的最后，黄老师对当代文化提出了一个激烈的批评，就是历史主义消解了历史叙述中的伦理关怀，其实也淡化了个人对历史的道德承担，这里内含着一种“结构”对“个人”的压抑。我觉得这个批评十分切中肯綮。不仅是当代文化中的戏剧、电影，我们当下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也仍然回荡着这一历史主义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