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牵头成立了“辽宁省高等学校中国器乐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有助于中国民族器乐、中国传统音乐在辽宁的全面创新发展。成立于1956年的“沈音”民乐系，传承“鲁艺”精神，以“东北振兴”为时代背景，为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探寻新道路。在新时代，梳理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历史与特点，有助于眺望、反思过往经验，以全面的创新姿态开创中国民族器乐发展新局面。

一、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新传统”

中国民族器乐包括创作、表演、研究、教学、审美、传播、应用等诸多因素。因为是“中国民族器乐”，是代表整个国家音乐传统、特色的“重器”，故此其发展历程十分重要。近百年前，刘天华就发起“国乐改进社”，系列活动包括刊印《音乐杂志》、设立研究部、举行音乐演奏会、进行国乐义务教育、改良乐器等。在演奏技法方面，创造二胡弓法、指法，借用西方小提琴固定音高定弦法；改革琵琶，使之成为十二平均律乐器；改良传统乐器音色、音质、演奏方法，规范记谱法，展开系统教学，将传统乐器引入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传统音乐更好服务于新社会，1954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召开全国民族乐器改良座谈会。乐器改革（简称“乐改”）形成了以吹拉弹打为特色的现代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建制；同时，随着专业音乐院校民乐系的成立，琵琶、二胡、笛子、扬琴等乐器进入专业化教学阶段，为民族器乐的全面发展做了人才储备的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新传统”［1］，即历史的传统与时代相结合，也表现为音乐创作必须面对如何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问题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新民歌等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点的新的音乐形式逐渐成长，并在音乐领域形成新的传统。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需要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著名音乐理论家居其宏教授曾指出——传统就是现在。“从根本意义上说，人的即时创造、人的现实需要、人的当下趣味，对于传统而言永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永远是现实的人决定对传统的取舍，而绝不是相反。” ［2］

对于音乐创作而言，民族性作为情感、题材、色彩的表达方式，更多是一种积淀，是文化基因的构成内容。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这是作曲界的基本思路。这也涉及到形式与内容这一中国民族器乐创作中的原則问题，也是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时需要予以全新理解的老问题。其不仅是创作问题，也是音乐美学面临的大问题。尽管结论可能不复杂，即，如何将古今中外予以统一。但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理解，且具体实施过程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在现实中而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解决好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就能够更好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能够更好调和“现代性”与“民族魂”这一对关系。

中国民族器乐创作一度比较滞后，不少优秀民族乐器演奏家从小接触的曲目范围较为狭窄。在专业音乐学院就有这样的现象，几首代表性作品，从附小到附中、大学乃至研究生都在不断重复，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中国乐器学习内容不够丰富，曲目少且单调。为了改变这一现象，也是推动中国民族器乐前进，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全国在国家和地方不同层面上积极推动新作品创作，有的地方就积极探索音乐在新时代的发展道路。如1988年，辽宁省举办了交响乐作品比赛，“经过近二年辛苦准备，终于有三十首新作参赛。经过省一级的预选，挑选出十三首进入决赛（决赛评委有：王震亚、霍存慧、秦咏诚、汪立三、奚其明、杨立青、赵晓生）。十三首作品的风格、技法、语法、面貌各不相同，表现出比较广泛的美学追求。最后获奖的八首作品在风格形态上距离很大。”当年的评委坦言“就这次比赛的参赛作品而论，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模仿’” ［3］。也有少数参赛作品呈现出较好的创造性。比如，“郑冰的《第一二胡协奏曲》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他的作品虽采用十二音序列技法，但并不拘泥于传统的经典十二音技法。他竭力将此技法与中国戏曲的表现特征结合起来，音调上亦渗入民间音乐的因素，节奏上则作了严密的数理逻辑布局。” ［4］

辽宁省在音乐理论方面也有积极创举。早在1986年在辽宁省兴城召开了首届“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会议把“当前中国音乐的紧迫问题和音乐理论家的历史使命”作为议题，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音乐》等报纸学刊均对会议作了广泛报道。

这些高水平活动，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辽宁省在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在观念意识上具有前瞻性。今天，新成立的中国民族器乐研究中心需要在创作、表演、研究、教学、审美、传播、应用等多方面予以整体关照，从而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时代给予的创新

现代音乐创作表明，西方音乐已经在旋律、和声、调性、节拍、织体、配器、曲式等多方面超越了传统浪漫主义音乐，以新技法表现新时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作曲家，也希望以新的音乐技法来向世界表达中国，在过去的四十余年中，新作品的尝试曾引发不少争论。总体上看，大家还是支持创新，支持中国音乐走向世界，但是道路怎样走，以什么方式创新，不同时代背景的学术界、作曲家有不同意见。因此，这也是需要长期讨论的话题。

四十年前，1983年，正值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陈小勇等一批“文革”后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而同时在世界舞台上展露才华的青年作曲家，他们的创作试图走出19世纪民族乐派的框架。在他们的创作中，注重个人感受与直觉，强调个性，接受现代作曲技法，尝试全新的音色与音响，探索全新的、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表达方式。在当时，这样的“新潮音乐”既受到接受、鼓励，也受到很多质疑和批评。

1985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谭盾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其不同于传统的音乐思维与技法表达“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音乐界引起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