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一瞬，华表千年，传统文化总能在流逝剧变的历史洪流中找寻自己的聚居之所。面对“传统文化”，所有人文学科必然无法规避“传统于现代”的命题，然“现代”却是一个具有时间限定的相对概念，它是发展亦是流动的，显然单一固化的“传统”概念无法适应这样流动变化的“现代”意涵。然当我们尝试将此类议题放置于音乐文化语境之下，那长期秉持活态化传承的民间音乐，亦正在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两方矛盾，出现了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割裂冲突。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始，学界便有大量学者尝试以归纳总结的方式建构出一种民间音乐的具体概念，出现了一系列围绕“集体创作”、“口传心授”等共性特征概括出的相关意涵。这样的界定的确量身定制于当时的民间音乐，然随现今时代的快速发展，如此恒定的传统概念显然已无法满足现今民间音乐的真实意涵，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创新性特征的民间音乐被隔绝在了“概念”的定义之外。那么，在如此情境下，笔者不禁反思：现今学界对于民间音乐的界定是否存在着某种狭隘，这种概念是否正在阻碍着民间音乐的发展呢？

一、承古：民间音乐的历史发展

“今日之音乐，乃是昨日音乐之继续与延伸。吾人必须了解昨日之音乐，明白今日音乐之所以如此，方能继往开来，创造更加绚丽的明日之音乐。”[1]承古启今，本文既是论及民间音乐的现状问题，笔者便在下文中首先回溯了历史上中国民间音乐的部分发展轨迹，尝试挖掘其中的变迁规律，进而总结了现今民间音乐概念界定与发展之间的郁结之所。

清雍正年间，皇帝下令解散乐籍群体放归民籍，自此真正瓦解了中国自北魏时期便出现的乐籍制度[2]。这一制度的迅速解体，使得大量宫廷乐人被迫外放，促使“礼制仪式用乐向民间下移并扩展，而这些官方礼制仪式用乐恰恰是既往难以民间为用者”[3]。是此，乐人所承载的大量宫廷音乐形态、乐制类型被民间所承衍，随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共识性的民间音乐形态。《明史·卷六十三》[4]就记载了明代宫廷宴飨中使用的大量曲牌，笔者摘录了本卷所涉及到的全部曲牌，将其对照《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所载部分地区的器乐音乐，发现卷中使用的[天下乐][贺圣朝][水龙吟][小将军][感皇恩][水仙子][醉太平][江清引][千秋岁][沽美酒][太平令][得胜令][万年欢][普天乐][小梁州][豆叶黄]等曲牌，被大量运用到了现今的民间器乐音乐中，且已然成为了大众所公认的民间音乐。

以史为鉴，我们将历史上的这般变迁折射到现下的民间音乐发展中，便也能发现二者间存在的共性特征。随着现今信息传播速度的不断加快，民间艺人能够接触到较以往更加丰富的音乐文化资讯，因而艺人们常会使用个人擅长的民间音乐形式去演绎、甚至完整再现一些专业作曲家创作作品或是较为时兴的流行音乐。如笔者在对金华道情非遗传承人朱跃文先生做以相关田野工作时，就曾有幸聆听了先生用渔鼓道情演出的一曲《禅韵》。起初，在对作品完全陌生的情况下，笔者于艺人演唱时并未察觉出任何的突兀之处，只当这是一首传统的民间音乐作品。而在后期与艺人的沟通过程中，笔者才得知适才听到的是一首流行音乐作品。也便是于这样的契机之下，笔者当即开始反思这首作品切实的类别属性。单从听赏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首民间音乐作品，艺人赋予这首作品以金华道情的演出程式及节奏类型，符合民间音乐的风格特征。但当笔者转而将这种演出形式放置到理论界定的视角之下，他的概念属性显然出现了一定的转变。

这样的矛盾似乎频繁的出现在现今学界对于民间音乐的属性判定上，学者们总是习惯性的对照概念判定某类音乐的具体属性。由此，笔者不禁思考这类细致却又固化的概念、性质是否能够切实契合民间音乐这类不断发展、流动、变异的音乐形态呢？

二、启今：民间音乐的现今概念

“音乐概念，对于探究一种音乐体系知识的民族学家来讲是根本的基础，这些音乐概念预示着所有人的音乐行为，没有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就不会对这些音乐有正确的理解。”[5]

概念，作为认识的铸基之石，学界学者们对于民间音乐的概念亦是做出了多种不同的界定。然存在共识的是，学者们通过对以往所存民间音乐的归纳，总结出了部分具有“普遍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