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旦，很多人选择在自己的放假时间花钱买票走进电影院，看一场关于别人上班的电影——《年会不能停！》。电影里，大鹏饰演的工厂蓝领胡建林对“职场”一无所知，却在阴差阳错下被调入集团总部，在等级森严的大企业里步步高升。在这个大企业里，兢兢业业的打工人很难说清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有意义的工作，只是疲于应付着996的加班文化，以及怎么都对不齐的颗粒度；中高层领导们则主要忙着互相甩锅，以及搞一场降本增效的大裁员。
上映13天，电影《年会不能停！》以5.4亿元的票房成为2024开年的黑马之作，也在豆瓣上拿下了8.2分的高评分。很多评论认為，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真正“好笑”的国产原创喜剧。它的好笑，来自于电影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有些“似曾相识”，但又如此荒诞、讽刺。就像今年流行的一句话，“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我们与本片的编剧、导演董润年聊了聊这部片子，以及他从事创作行业的经历。很多人对这位导演还不太熟悉，但从2003年毕业以来，董润年已经做了20年的职业编剧，创作过《厨子戏子痞子》《心花路放》《老炮儿》等多部知名作品。
采访约在董润年的工作室，上午9点，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时间。与很多人对创作者生活的想象不同，董润年每天早上6点起床，通常10点就来到公司上班，过着一种非常规律的职业化创作生活。
即使对这一类型电影的市场已经有足够多的了解，《年会不能停！》上映后，观众们对这部电影的情感投入程度还是超出了董润年一开始的预期。采访中途，导演的太太、本片的编剧兼制片人应萝佳推门进来：“我冲上来报个喜讯！豆瓣又涨了0.1分！现在8.2分了！”办公室里一片欢腾，董润年把肩膀靠在桌沿上，颇为哭笑不得地说，“我，我其实也不太理解，但我大受震撼……”
《年会不能停！》的剧本曾经历过几年时间的多次修改，故事的气质伴随着现实中“职场”这一语境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只有“年会”和“裁员”这两个元素从初版一直延续下来。“年会”是最能反映企业时代变化的场景，而“裁员”最初只是为了形成戏剧冲突所做的设置。不过在2023年年底，影片上映之时，没有人再用戏剧的眼光看待它了。
以下是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的讲述。
“互联网黑话”
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还是一个励志的故事。2017年，我写的第一版的故事大纲，是一个要被裁员的年轻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就跟公司里各种各样平时不太受待见的员工一起组了个团，想要在年会上一起表演节目。我们把在年会上能好好表现、拿到一个奖设置为他们能保住工作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么一个职场、励志、音乐、轻喜剧的故事，和现在的讽刺喜剧完全不一样。
最初想到要写这个故事是因为跟朋友们聊天，经常能听到他们吐槽工作里遇到的一些奇葩人奇葩事，我都觉得挺好笑的。我高中是学理科的，我的很多同学最后都是进了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一聊起自己的工作，我在旁边就跟听天书一样，好多新的名词。明显也不是什么技术名词，但你就是怎么听不懂。其实就是现在的“互联网黑话”。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听他们聊得多了，就发现无论他们是在什么不同企业的不同岗位，他们的体系架构、工作模式和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当时也反思，为什么现在国产的电影电视剧里，很少有真正讲职场生活的题材了，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挺可以挖掘的创作的富矿。我父母也都是上班族，双职工家庭，在家里跟亲戚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吐槽上司、吐槽工作也是一件特别普遍的事情。其实职场生活是当下城市里面很重要的生活方式，按理说是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最接近的一个题材。
不过现在你再回想当时那些大厂人的吐槽，其实带着一种乐观。虽然他在吐槽，但是他并不焦虑，他们自己也把这个当成一个乐儿。本身我的同龄人那时候也都三十七八岁，基本已经是中层管理者了。他们吐槽比较多的比如说OA体系的复杂、官僚主义的风气，基本上是阻碍了他们“锐意进取的冲劲”的那些东西。虽然那时候也隐约有一点担心，关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只能从技术转向管理、赚得没有以前多了之类的话题，但都还没有到“35岁被辞退”这么明确的年龄焦虑。我感觉他们在讲这些事的时候，并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体系很有什么问题，反而可能还带着一些对工作的自豪在里面。
所以我最初写的那个版本，虽然主人公设置为面临被裁风险的这么一个人，但整个故事还是奔着一个特别励志的方向去的，职场在里面也是一个很正经的背景环境，没有觉得这个企业本身会有什么问题。之后几年我去拍了《被光抓走的人》，等到2020年再回头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感觉它的情绪好像都不准确了。
我们采访的对象开始拓展到一些年轻、基层的大厂员工，我们发现他们很多人对写日报、周报、月报什么的深恶痛绝。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女孩说：我一个礼拜就干这么点事，我得写出来三份报告，我都不知道怎么写，明明两行字能写清楚的一个事，我就得写得特复杂，好像很高大上。所以这些互联网黑话就打这儿来的，明明两人就发邮件对了一个什么事儿，写到周报里就得写成“对齐颗粒度”，因为她要充字数，要让汇报看起来很有质量。
在这其中的个体就会质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你说这个东西对GDP有什么贡献？那个阶段我采访到的人有两个很集中的感受，一个是觉得累，另一个是觉得不公平，会干活不如会做汇报。但那也不至于说是一种绝望和恐惧的心态。
那阵儿还出了一个新闻。一个流浪汉在一个企业的大楼里面生活了一个月，他在里面能找到吃的喝的，甚至洗澡的地方都有，他就这么在里面混着，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不是这里头的人。我看完之后特别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