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哈伯是犹太裔德国人，1868年12月9日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现波兰弗罗茨瓦夫）。众所周知，他的故事离不开他在物理、化学领域的几项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明。但他与妻子克拉拉·伊梅瓦尔的情感纠葛情节曲折，起伏跌宕，在科学界、知识界有不少人知道，大众传播却不广泛。

历史的动荡不可避免撞击并考验人性。身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复杂境况的哈伯，内心的纠结必定错综复杂，令人迁思回虑。新世纪以来，又有回忆录、小说、电影在追问：大善大恶为什么会集于哈伯一身？

化学武器之父

1915年4月22日，这是个星期四的早上，驻守在比利时小城伊普尔（Ypres）的法国士兵醒来，发现黄中带绿的烟雾在空旷大地上缓缓移动过来，大约两人高，从一端到另一端有5公里（3英里）之长；所到之处，飞鸟从天空跌落，树叶立刻枯黄，草木变成死亡的金属色，风中混杂着菠萝和漂白粉的气味，先袭击喉咙，然后与肺黏膜发生盐酸反应，士兵们口中吐出黄色的黏痰，皮肤因为缺氧立刻变成蓝色。这是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也是首次使用致命毒气。

德军士兵威利·西伯特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法国人的步枪、机关枪、火炮突然发起最猛烈的射击，子弹呼啸着飞过德军头顶，但风不断把毒气推向法军防线，牛的哀鸣、马的嘶叫乱成一片，15分钟之后，一切平息，一片死寂。毒气散开后，抵达对方防线的德军，见到“彻彻底底的死亡”，死了的兔子、鼹鼠和老鼠随处可见，法军的战壕几乎空了，一堆一堆的尸体在半英里之外，还活着的人张开大口呼吸，有些人拔枪自杀。西伯特写道：“什么都死了，连虫子都死了。”

哈伯发明了这次战役中使用的毒气，还参与了毒气战的策划和实施，并亲临现场督战。当天，他指挥德军从6000个气瓶里释放了大约168吨氯气（chlorine）。氯气比空气重，在风的推助下贴地面移动，进入战壕，造成伤亡。伊普尔战役从1915年4月22日延续到5月25日，哈伯一直指导德军使用氯气和其他毒气。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死亡5000～6000人，伤残人数更多。因毒气致残的人，器官严重受损，生存极为痛苦。伊普尔战役是一次大屠杀。

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是公然蔑视1907年的《海牙公约》和国际间关于战时人道的准则。从1915年的伊普尔战役到“一战”结束，化学武器没有停止使用，英法同盟军也使用了化学武器。哈伯继续“改进”毒气，使之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1917年，以德国为一方，以英国及联盟为另一方，又在伊普尔打了一仗。这次战役中使用了最为致命的芥子气（mustard gas），依旧是哈伯博士的杰作。芥子气严重损害呼吸系统，还会造成皮肤严重烧伤。第二次伊普尔战役的死亡人数达到了几十万人，化学武器仍是元凶首恶。

研制并部署如此致命的化学武器，当时也只有哈伯可以做到，只有他能解释毒气致死的过程、死者的皮肤为什么是黑的，等等。他也因此被称为“化学武器之父”。但是，断言哈伯就是犯下战争罪行的魔鬼，还不能让我们了解哈伯内心的邪恶是什么，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着手做毒气这件事之前，哈伯并非没有思考。他坚信自己是爱国者，效忠德国是他做科学研究的驱动力。因为他的四周反犹偏见时隐时现，哈伯摒弃了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以此证明他是“真正的”德国人。他说，自己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一战”之初，哈伯的科研从民用转向军事，完全是自愿主动的。哈伯说：“和平时期，科學家属于全世界。战争时期，科学家属于他的国家。”

曾在哈伯家里住过的爱因斯坦，与哈伯的选择截然相反。爱因斯坦坚决反战，绝不向反犹的偏见屈服，他也因此主动出走美国，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做出研制致命毒气的决定之前，哈伯听取了将军们的意见。得知德军武器弹药不足，伤亡惨重，于是萌生了制造毒气为德国解忧的想法。哈伯很清楚自己的发明对人体的伤害。试验过程中，他和团队仔细观察了猴子吸入氯气之后，从皮毛到内脏溃烂的痛苦过程；哈伯也清楚，大规模使用毒气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但是他认为，“毒气就是死亡，扩大使用无非还是死亡”；使用化学武器不仅可以弥补德军的弹药不足，减少德军伤亡，还可以早点儿结束战争。这种逻辑的冷酷与他爱国的热情，扭曲地和谐一致。

伊普尔战役之后，哈伯获得帝国的嘉奖；他成为战争部化学处负责人，作为文职人员获得了上尉军衔，还得到了与德皇共进晚餐的荣誉。他兴高采烈回到柏林家里，迎接他的却是既悲伤又愤怒的妻子：“弗里茨，你制造了屠杀，败坏了科学！”

哈伯的妻子克拉拉·伊梅瓦尔也是科学家，而且是德国第一位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克拉拉也出生在犹太人家庭，后来也改信基督教。他们于1901年结婚。1902年，克拉拉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赫尔曼·哈伯。

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观念要求已婚女性以家庭为主。克拉拉婚后无法全力参与科学研究，转而全力支持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