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学想象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项历久弥新的课题。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面对欧风美雨的侵袭和新兴现代物质文明的洗礼，城市的空间格局与地理景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漫长互动过程中，如何重塑城市空间，创造公共领域，进而启蒙、教化民众，培养公民意识和文化品位，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林峥教授的著作《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公园北京》）以小见大，考察“公园” 作为一个新兴的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如何進入中国，影响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空间以及文学想象，并以此回应城与人、美育思想与乌托邦空间、市民阶层的文化趣味，以及士人群体与文学生产机制等诸多重要议题。不仅如此，严肃的学术思考还浸润着作者私人记忆和情感。正如林教授在《后记》中提及，对于这一代“八○后” “九○后”而言，儿时学校组织赴公园春秋游的经历构成了共同的童年回忆。于是乎，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空间出发，触摸历史，进入现代中国文学，打捞被宏大叙事所压抑的执拗低音，复原文学想象的丰润和幽微之处，使得本书的学术旨趣始终与生命体验紧密相连。

平心而论，类似研究空间与文学的著述近年来在中西学界并不少见，但何以《公园北京》如此受到瞩目，引发学界和公众媒体的关注？自从苏贾（Edward William Soja）、大卫· 哈维（David Harvey）以及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将空间哲学引入文学批评，反思城市景观、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血迹斑斑的声音此起彼伏，论争者对人文景观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揭露固然值得关注，但也经常凸显理论先行、以论带史的问题。在中国语境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曾经激发海内外学者探索和发掘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市民社会。从江浙一带的庙宇到成都的茶馆，从隋唐士人之“优美门风”到明清之际方兴未艾的民间结社运动，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无一不寄托了论者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崛起、公共舆论应运勃兴的追忆与期许。我以为，《公园北京》之所以别具特色，是因为林峥教授的学术旨趣不仅建立在前辈学者对于现代中国启蒙空间的追寻之上，更以迷人的笔触描绘了宏大叙事之外有关饮食男女、声光色电的日常空间：万牲园里品茗用膳的晚清士绅，“来今雨轩”中的京派文人，泛舟北海的青年伉俪，宛若一幅近代北京的动人画卷，多姿多彩，意蕴绵长。最重要的是，作为深受陈平原、王德威、李欧梵等学者影响的文学研究者，林峥不断地叩问：在时代的剧烈变革下，在高屋建瓴的理论大说引领风潮的近代中国，为什么文学想象有如此“不可思议之力”， 得以塑造近代北京政治、社会、历史、文化诸方面繁复的变革？

全书分为五章，选取万牲园、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与陶然亭为案例，借以一一对应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与政治团体这五种团体，由此以点带面，折射清末民初北京在启蒙、文化、文学、娱乐以及政治方面的变迁。